《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王运熙的《文选》研究

在《文选》受到冷落的特殊年代,王运熙先生的《文选》研究提高了《文选》的地位;对于《文选》成书研究,他与杨明实际上推翻了长期为现代《文选》学研究所信奉的"窦常说",为实事求是地研究《文选》成书时间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文选》与《诗品》关系的研究,通过排列三书所列作品的一致性来首肯《文选》,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相互关系研究的先河,为学界提供了研究诸书与《文选》关系的范例,具有方法论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论《毛诗》之《序》《传》《笺》与荀子之关系

在现有文献条件下,难以断言《毛诗》是否传自荀子,但可对比二者之异同：《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学观与荀子相通。《小序》探索诗的创作背景及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荀子借重《诗经》、强化己说不同;不过,《小序》解诗重教化与荀子的诗学精神一脉相通。《毛传》《郑笺》解诗与荀子或通或异。     

经学札记三则

一,《周易》与周礼相通,可以互证。但是解说《周易》反映的古礼必须谨慎。二,《春秋》可以当礼书看,其中贯穿了孔仲尼维护周礼的原则精神。三,昭公元年《左传》记穆叔赋《鹊巢》而赵孟“不堪”,古今注家大多不知其所以然。解说春秋时期赋《诗》明志若要求其准确,就必须抓住切合当时情境与《诗》原文的契合点。     

从《世说新语》看《史记》在魏晋南北朝被阅读情况

通过对《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与《史记》《汉书》有关文字的分析,论证了六朝时期《史记》影响不及《汉书》,同时分析了《史记》不被六朝士流所青睐的原因是:在思想内容上、审美趣味上及语言形式上都不符合六朝人的意趣。     

《文子》与郭店楚简

《文子》与郭店楚简的道儒两家文献都有密切关系。在道家有《老子》、《太一生水》 ,在儒家有《五行》、《成之闻之》 ,其中一些是久已失传或不见于载籍的古佚书。《文子》与这两方面都存在着联系 ,体现了以道合儒 ,兼采百家的融合互补模式。     

元人宋诗研究的系统省察

元人的宋诗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勾勒宋诗版图;二是界划宋诗流派;三是论评江西诗派;四是论唐宋诗因革;五是编辑宋诗选本。这五个维度既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又互相融通,从不同视域展开、丰富、深化和完善了宋诗学理论的内涵,为此后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人在宋诗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上的贡献。     

论宋亡“诗史”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苞与颜李学派

方苞既是文士,又是经师,但他更看重后者,故以程、朱之学自命。他对于当时的颜李之学,既有兼容并包的一面,也有诋毁卫道的一面。他对清初汉学家多有不满,汉学与宋学之交恶,实肇始于方苞。     

“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之考察——兼及散曲渊源问题

《全元散曲》收遗山十一首。其《人月圆》二首亦词亦曲,属变词为曲之作,《骤雨打新荷》是自制曲,其牌名《小圣乐》及对宋康伯可《大圣乐·初夏》的效仿,也属变宋词为散曲之作;其余《后庭花破子》二首、《喜春来》四首及残套二首皆属为当时俗曲作的歌词,与宋词的渊源关系较少或全无。商道、王恽等同牌散曲更接近原生态的民间俚曲,很有可能比遗山散曲出现得更早些。"变宋词为散曲始于遗山"之说不够妥当。     

岳飞题材小说戏曲的历史演变

自宋至清,每个朝代都有相当数量的岳飞题材文学形式,它们之间既有前后承袭借鉴之处,同时又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南宋是岳飞故事虚构之始,岳飞题材元杂剧表现出公案化的特征,明代前期的岳飞题材传奇大力提倡忠孝思想,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的岳飞题材小说戏曲则表现出崇实翼史和虚实相半两种倾向。     

蔡正孙考论——以《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为中心

蔡正孙是宋遗民 ,也是宋末元初一位重要诗评家 ,其《诗林广记》为世所重。蔡氏还编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 ,却罕为人知。此书选唐宋千家诗人作品 ,包括自己及大量宋遗民作品 ,分标三百格 ,并加评释。此书明清以来在我国罕见流传。郭绍虞《宋诗话考》考述蔡正孙著作 ,未及此书 ;《全宋诗》广搜博采 ,亦遗是书。本文根据此书所载有关蔡正孙的材料对其加以考论。关于蔡氏的生平 ,郭绍虞《宋诗话考》仅言其为谢枋得门人、宋遗民 ,称“余无可考” ;而本文则考证出蔡氏生年及生平大略。关于蔡氏的作品 ,《全宋诗》仅辑得二首 ,本文从《唐宋千家联珠诗格》辑出五十八首 ,并据此对他的诗歌创作情况作了考察。关于蔡氏的诗学观点 ,由于《诗林广记》所载只是前人诗话 ,只能从其所选作品及所附诗话中间接体现出来 ,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则有蔡氏大量的评语 ,是研究其诗学观的难得材料 ,本文据此对蔡氏的诗学观点作了论述。     

中国古代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

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与态度。宋朝时期,犹太人以朝贡的方式与宋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宋政府同意其"留遗汴梁",从而开创了两个民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元朝时期,犹太人属于色目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其某些习俗和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发生了冲突,元政府在尊重其社会地位的前提下,对犹太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干预和调整;明清时期是开封犹太人的变革时期,开封犹太人采用"适应性"策略融入主流社会,并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认可,他们逐渐被中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     

文与道争鸣中宋代之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

宋代的宋玉批评,是在文与道争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当时,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文道观,常常以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为例论证各自的主张,于是他们有关宋玉的批评就在文与道的争鸣中展开了。考察宋代的宋玉批评,绝大多数批评家对于战国末年的辞赋家宋玉与其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有极少数理学家持否定态度。这有力地说明,肯定宋玉的文学史地位,肯定宋玉作品的讽谏内容和创作艺术,不仅是宋代宋玉批评的主流,而且有着超大比例的强势。     

元代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与沟通,基本上贯穿于自唐代以来汉藏两地佛教的始终。唐初,即藏传佛教前弘期,汉地佛教传播到了吐蕃,曾一度成为吐蕃佛教的主流。因此,藏传佛教前弘期,主要是汉地佛教影响了藏传佛教。宋元以来,即藏传佛教后弘期,特别是在元代,随着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形成、西藏地方统治者和中央王朝的密切接触,藏传佛教便大量流传到了内地,程度不同地渗透到了汉地佛教的诸多层面,并受到了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亦得到了汉地许多人士的青睐。据此,藏传佛教后弘期,主要是藏传佛教影响了汉地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