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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李夔交游诗系年考《全唐诗》卷六十七有李夔《使至汴州喜逢宋之问》一诗,诗云:“阮籍蓬池上,孤韵竹林才。巨源从吏道,正拥使车来……”李夔把之问比作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并赞许他是“孤韵竹林才”,说明此时之问尚未释褐,还隐居在汴州之蓬池。“蓬池”,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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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司马承祯赠答诗系年辨《全唐诗》卷五十一宋之问《冬宵引赠司马承祯》诗云:“独坐山中兮对松月,怀美人兮屡盈缺。”司马承祯答诗云:“时既暮兮节欲春,山林寂兮怀幽人。”有人认为之问赠诗作于神功元年后,理由是“敕麟台监李峤饯之于洛桥之东”(《旧唐书·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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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卷八十二收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诗,同诗在卷五十一亦收,题为《有所思》,署名宋之问。多种文献均指出是宋之问剽窃刘希夷之作。宋之问为人品行低劣,卖友求荣,趋奉权贵,剽窃他人作品是他的人格使然;宋之问生活的时代,武则天、韦后等相继弄权,朝政混乱,贤愚不辨,士无特操,这是促成这场著作权疑案的外部环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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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在编辑《粤西诗载编目及作者简介》之中,发现汪森编辑的《粤西诗载》刻本有错误,其中包括宋之问的《下桂江县黎壁》诗题。因宋之问何时到广西,何时乘舟下桂江(或称漓、府江),何时作此诗,均无可考。故校勘此诗颇费工夫。宋之问是被唐睿宗(公元711—712)流放岭南的。当时,宋之问在流放钦州途中,沿桂江而下至梧州,又溯江而上至藤州,沿途均有诗作记载,《下桂江县黎壁》即是其中之一。经我们查对,《全唐诗》、《太平寰宇记》、嘉庆谢启昆《广西通志》等书均作此题。但古今地理书、地图,均无“桂江县”的记载。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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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沈佺期“考功受赇”考辨》一文中对“配流岭表”事稍加涉及(见《学术论坛》1983年第3期),现就此一问题再作专门考证。武后神龙元年(705)正月癸卯(二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日韦)、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诛除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乙巳(二十四日),太后传位于皇太子。丙午(二十五日),中宗即位(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以前依附二张的诸朝士皆被窜逐。据旧书《张行成传》附张易之、张昌宗传,其时坐贬者,有“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凡数十人”(沈氏《初达驩州》诗谓十八人)。查房融流高州(见《通鉴》),崔神庆流钦州,皆在神龙元年二月。沈之长流驩州,疑亦在其时。时诸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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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甲子旦”历日考《全唐诗》卷九十六沈桂期《奉和洛阳玩雪应制》一诗首句:“周王甲子旦。”连波、查洪德的《沈桂期诗集校注》说:“周王,指周武王。”又引了《北堂书钦》引《太公金医》中甲子平旦,四海之神与河伯两师受命武王之事。此注误。如按此注,则不知此与本诗有何关系。其实,“周三甲子旦”一句既点明此诗的写作时间,又有其政治内涵。“周王”,当指武后。既称周王,说明是在武后称帝的天授元年之后。《通鉴·则天后天授元年》载:“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日圣神皇帝—……丙戌,立武氏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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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朝佚名文士专选唐代七言律诗编成的《十抄诗》,首录“诗豪”刘禹锡之诗,独具慧眼。美中不足羼入白居易诗一首。名僧子山撰《夹注名贤十抄诗》(以下简称《夹注》),勾稽中国经史子集,旁及佛、道典籍,对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多。然而,“徐侍郎中”,不删一衍文,便难辨侍郎、郎中之官职。于“吴季重书”,“书”前不补“答东阿王”之夺文,便难于理解文义。《夹注》频引《文选》诗文,然节略过甚,如“辟,召也”。三字,要在十数万字中复查,谈何容易,幸赖有多种“津梁”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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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问是初唐一位重要诗人,新旧《唐书》均有传。《旧唐书》本传云:“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律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佳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中唐大诗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云:“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自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王世贞《艺苑卮言》亦云:“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古今文学史,谈起唐代文学,必提到宋之问,可见宋之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重要。然而宋之问究竟为何处人,至今尚是一桩悬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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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古代常识·明清部分》二九三页论及清初的文字狱时说:“著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按,“紫牡丹诗案”为清初著名的文字狱,其本末野史记载纷纭。孟森《心史丛刊》之集“闲闲录案”条谓:“流俗相传,以为此《南山集》中语,及检《南山集》,乃并无此。”《南山集》为戴名世之作,《南山集》狱亦为康熙年间著名文字狱之一。孟氏复引许嗣茅《绪南笔谈》,云:“乾隆三十三年,吾郡《闲闲录》狱起,举人蔡显所作,书中多雌黄他人之作之处,郡中恶人,因摭其引古人《紫牡丹诗》句,以为狂悖,遂弃市。自来记载,罕及此事。”则谓此诗为蔡显所引古人语。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二云,东台县举人徐述夔“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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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白的《梁甫吟》,萧士赟认为,此诗“太白灼见当时贵妃、国忠、林甫、禄山窃弄国柄,祸已胎而未形,欲谏则言无证而不信,倘使君王不鉴吾之诚,则正所谓杞人忧天之类耳”,不免笼统而失当。《唐宋诗醇》以为:“此诗当亦遭谗被放后作,与屈平眷顾楚国,同一精诚。”笼统同前,盖承萧说而稍变之。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远引宋杨遂《李太白故宅记》及《韵语阳秋》,并引萧氏之说及沈德潜《唐诗别裁》之论,以《唐宋诗醇》之见为是,而举《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诗云:“富贵不可期,殷忧向谁写?去去泪满襟,举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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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著名诗人宋之问死于何地,是历史上一个悬案。一说赐死于钦州。《旧唐书·文苑·宋之问》说:“睿宗即位,以之向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先天中,赐死于徙所。”一说赐死于桂州(今桂林)《新唐书·文艺·宋之问》说:“睿宗立,以狯险盈恶诏流钦州。……并赐死于桂州。”同时对他临死前的情况还有具体的描写:“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诀。祖雍请使者曰:‘之问有妻子,幸听诀。’使者许之,而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祖雍怒曰:‘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 ’乃饮食洗沐就死。”《临桂县志》更进一步说:“桂州有之问宅,当是贬钦州不行,逼死于此。”然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我认为第一说比较可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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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毛诗正义》是孔颖达按照海太宗“疏不破注”的原则,以《毛诗传笺》为准绳,以隋刘焯、刘炫的义疏为稿本编撰而成。一般认为《毛传》、《郑笺》都是《孔疏》“疏而不破”的“注”,其实不然。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举证有六:《笺》标新立异处,《疏》极力圆通之;《笺》泥于诗序处,《疏》极力附会之;《笺》以兴为赋处,《疏》极力敷衍之;《笺》援礼入诗处《疏》极力申述之;《笺》误说意旨处,《疏》极力弥缝之;《笺》考释欠妥处,《疏》极力曲全之。总之《郑笺》之阙失,亦《孔疏》之阙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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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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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希人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正变”之说,最早见于《毛诗·大序》。其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的废,哀刑政的苛,呤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序》在这里所说的变风变雅的“变”,显然是“达于事变”的“变”,即指因时事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所以“风”有“正风”“变风”之分,“雅”有“正雅”“变雅”之别。 关于《诗序》所说《诗》有“正变”,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和反对。《诗》无“正变”之说,几乎成了定论。但是,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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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沈宋及其诗歌创作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众星闪烁的唐初诗坛,还有声震朝野的著名诗人沈佺期、宋之问,被世人合称“沈宋。《新唐书》卷二百二《宋之问传》云: 魏建安后汔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庚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曰“沈宋”。 他们在志骄意满时,曾写有深受皇家喜爱的应制诗,但就其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们还能直面险恶的仕途和惨淡的人生,抒发郁积胸中的块垒和悲愤,铺写出字字锦绣的诗句,使初唐诗歌由狭隘的宫廷生活开始转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其体裁也由歌行杂体完成向诗歌格律化的转变,并最终形成“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格律诗,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的贡献。本文试图对沈佺期、宋之问其人、其诗作一些粗浅的探索,以还其历史本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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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集句诗颇负盛名,集句词亦堪媲美。要注释王词,为其集句一一查明出处,殊非易事。《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选王安石集句词(共7首)3首,其注释尚有未尽或未当处,试补订如下。一、《菩萨蛮》:“数间茅屋闲临水,单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集评”中点明为集句,注释中仅首句出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五句出韩愈《南溪始泛三首》。其实尚有可补者:三句出韩愈《次同冠峡》诗:“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饶。”四句出宋之问《灵隐寺》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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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