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业放松规制的进程测度及其驱动因素分解——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践

本文基于OECD建立的PMR指数数据库提供的35个国家、7个垄断行业和5个驱动因素1975~2013年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进程阶段划分方法对国际和中国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利用费雪指数编制方法和Shapley值分解方法对国际和中国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的驱动因素进行了贡献度分解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分国别、分行业,还是整体,国际垄断行业放松规制水平均呈持续上升趋势。截至2013年,有近30%的国家和2个行业进入非常高水平阶段,有近70%的国家和3个行业进入较高水平阶段,仅有1个国家和2个行业依然处于较低水平阶段。其中,打破进入壁垒是各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平均贡献度达到45%以上,公共产权因素、市场结构因素和垂直一体化因素依然存在较大的放松规制空间。研究还发现,2008~2013年中国7个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水平也呈上升趋势,但除了天然气和邮政行业,其他5个行业放松规制水平依然显著低于其他3个金砖国家、4个新兴经济体和6个发达经济体。其中,进入壁垒、公共产权、市场结构、垂直一体化和价格规制等因素仅在少数行业放松规制进程中成为主要驱动因素,各驱动因素在各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中依然具有较大的改革空间。为此,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改革建议。     

论产业融合与信息产业规制政策

本文重点分析了产业融合对于规制政策的挑战,即规制机构的重叠问题和新的产业形态由谁进行规制的问题。在规制政策改革的措施上,最重要的一点是规制机构的重组与融合,这也是规制改革的起点。规制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应该是重组独立的规制机构,实现规制的融合,并且对已经丧失自然垄断属性的产业放松经涕洼规制,同时加强社会性规制。     

电信行业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分析

该文分析了中外各国电信改革的特点,由于各国在监管体制和微观经济基础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国电信改革路径也各不相同.美国作为电信改革的先行者,在改革前就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规制法律体系,而且其规制对象均为私人企业,因此,其电信业改革的重点在于随着电信业自然垄断性的减弱而逐渐放松对私人企业的规制.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电信业规制的对象基本为国有控股的电信公司,而且存在规制机构不独立、规制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因此电信改革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合适的电信改革的模式和路径.     

政府规制与放松规制——公共事业改革中政策工具的优化选择

本文通过对规制与放松规制两种手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指出两种手段在现阶段公共事业改革中的选择问题,得出不仅要放松规制,还要重建规制,使二者有机结合。     

政府规制研究综述

政府规制经历了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获理论、放松规制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四个阶段的发展,本文对四种理论产生的背景、内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梳理.     

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因与动力——以晚近中国药品安全规制为中心的观察

本文详尽的讨论了中国药品规制改革的历程,论述了药品规制中的危机事件,着重剖析了国务院、跨国公司、传媒、专家、公众等不同角色在药品规制政策形成中的作用。本文提出由政府来捍卫自由市场和社会正义,进行有效率的风险规制;目前中国的规制政策议程设定,是多重源流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何摒弃全能主义国家和计划经济的遗产,建立中国的规制型政府,是我国社会性规制领域中所面对的共通课题。     

美国和欧盟碳交易价格的法律规制及其借鉴

碳交易价格规制是碳交易制度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核心环节。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完善本国碳交易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规制措施,推动碳交易价格的规制改革。中国应当借鉴欧美国家的国际经验,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革碳交易政府规制方式、提升碳价格风险调控能力三个方面,实现对碳交易价格的法律规制。     

论经济发展与政府规制改革的关系

;本文根据对不同国家的规制体制的分析研究以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了在我国新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下的政府深化规制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在规制改革方面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应采取的措施。     

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反垄断的重点是反行政垄断。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社会资本引入垄断行业;尽快建立新的监管体系,加强对自然垄断业务的有效监管;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垄断行业改革纳入法制化轨道。     

规制改革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实践,研究了市场化背景下规制改革对城市水务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方法(GMM-DIFF)以减弱规制改革与城市水务产业发展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发现,中国城市水务产业规制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只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规制改革促进了城市水务产业的总量发展;受制于政府偏好与战略选择,中国城市水务产业采取了收益率规制方式,产生严重的A-J效应,具有明显的"两难困境",即以损害效率为代价促进城市水务总量的发展;研究还表明,城市水务产业发展明显滞后于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及工业化进程,应当将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水务产业等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考虑,以推动新型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