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街区叙事空间设计方法的美学思考

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对城市文化的叙事来呈现历史,展示个性与特色。城市叙事空间像小说文本一样,有着自己语言体系,通过自己的字词句法安排情节,讲述故事。历史文化街区叙事空间方法主要有场景编辑法、蒙太奇叙事法、空间重组法和科技再现法四种,每种方法并非是单一的,在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叙事中,往往是根据所要讲述的历史文化形态,如建筑遗迹、考古遗址、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仪式、宗教文化等综合运用。湖南常德老西门,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叙事典型,成功运用叙事空间方法,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老西门的历史,既使人能够产生强烈的空间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加强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中国茶艺的叙事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中国茶艺是一种特定空间的特定叙事,是用肢体语言讲述的故事,其中的相关物件(诸如音乐、服饰、插花、薰香等)也会影响到叙事进程。茶艺叙事呈现出复杂性——不同功能的茶艺有不同的叙事方式。对茶艺叙事的研究,探讨了文字叙事、语言叙事之外的第三种叙事——肢体叙事的价值与作用,打破了单一的割裂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界限,并且以人整体的精、气、神为研究对象,从而回归到以人为本体的叙事研究。     

“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三）

“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叙事,既回归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话语和国民性改造主题,又延续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阶级”“人民”话语并在“新时期’’路线话语中得以历史化展开。较之“五四…‘新时期”初期的启蒙叙事显示出一种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统摄下的选择倾向和问题意识。     

先秦楚歌的文学模式

先秦楚歌记载于诸子散文、史传著作或传说故事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模式.一方面,楚歌的创作者与演唱者是同一的,并且有特定的叙事背景;另一方面,诗歌和叙事又是相互说明和印证的.它自然地表达出作者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情感,塑造了众多的历史人物形象,并且古琴的音乐个性与楚歌的文学情调有着特殊的艺术关系.先秦楚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文学模式影响了后世诗词与小说等叙事作品紧密相联的中国文学独特的叙述方式.     

历史叙事与历史意识——电视连续剧《屈原》谫议

历史意识对历史叙事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正是由于历史意识的匮乏而使得当下不少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走向了误区。长篇电视连续剧《屈原》的审美追求负载着强烈的历史意识,这既表现在电视剧的主题内涵与人们的生命状态、生命体验的高等契合,也反映在历史叙事的艺术形式追求和当代审美理想的一致性上。文本的话语精神彰显出了当代的价值判断、历史思维和审美意识,为历史剧创作留下了诸多的艺术启示。     

论小说人物话语的表现策略及其艺术效果——以《宠儿》为例

小说作者通过人物话语表现方式的选择,可以加强或削弱“讲述”和“表现”的效果,能有效地引导读者自由出入小说阅读的不同审美空间,从而调节读者与小说人物之间的距离,控制文本作用于读者的情感效果。小说的叙事负载着种种社会关系,作者表现人物话语的策略蕴涵了丰富的社会意义。本文以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宠儿》为例,阐述了小说人物话语的不同表现方式及其艺术效果。     

论新世纪家庭伦理电视剧的日常生活叙事特征

日常生活主题是家庭、亲情、婚姻、老人、儿女等,日常生活叙事涉及的是凡俗、琐碎生活.在当代多元的文化格局中电视剧讲述日常生活故事既是对民生的关注,也是电视艺术审美对大众文化思潮的逆向回应.新世纪以来热播家庭伦理电视剧以日常生活叙事为本体,淡化故事戏剧强度,还原生活本貌,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美学风格;以其平民视角多维度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致力于对日常生活的诗意提升和审美救赎,执著于中国传统美德的表达,以大众化人文关怀构筑了当代中国民族特色电视剧的精神家园.     

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

本文以戴厚英小说为研究视域,以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为依据,从戴厚英小说的话语特征、叙事模式和叙事视角等三个方面阐释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笔者认为:焦灼的叙事话语、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和多样的叙事视角构成了戴厚英小说的叙事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形成又与她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及自身的文化因素相关联,因而既呈现出历史的共性,又颇具戴厚英的个性.     

试论海明威《雨中的猫》的叙事艺术

以往对海明威《雨中的猫》的研究,多局限在对其主题探讨、女性觉醒与小说语言重复现象等方面.本文尝试在叙事学理论的指导下,从视角、情节、环境和话语模式四个方面分析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发现,小说通过使用限知的外聚焦型视角,简单、淡化了的情节,特定的“雨”环境和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为读者呈现了一幕独幕话剧.读者不仅从貌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看到戏剧性的变化,也能从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中体会到他们纷繁复杂的心理活动,更能感到《雨中的猫》独特的叙事魅力.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思想转变书写的叙事策略

文章分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思想转变问题.认为革命话语的"介入"模式、人物主体的"内省"模式是其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导致了个体文化心理的单一性与政治性,成为一种特定时代的政治话语建构方式.     

《狂人日记》和《黄色糊墙纸》叙事艺术比较研究

鲁迅笔下的《狂人日记》与美国作家吉尔曼的《黄色糊墙纸》出现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却用相似的叙事艺术讲述着两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疯子的故事。它们在场景设置、语言颠覆、生存悖论、叙事视角、语言风格等叙事艺术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     

真实·虚构·意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理论评析

海登·怀特把历史话语看作是本质上与文学一样的语言制品,认为以叙事为主导模式的历史话语具有多层面的结构和意义,历史话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阐释因素,而历史阐释的基础又在于语言,尤其是转义运作.他还提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历史和文学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文章认为,海登·怀特理论的最大缺陷并不是以往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否认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是过于强调历史叙事的意义和阐释的随意性与主观性;我们既要警惕其理论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也要肯定其理论的独特贡献和启发性.     

电视叙事方式的两歧选择

电视叙事方式的改变是电视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电视叙事方式在当代文化语境的迷途 ,实际上体现了电视叙事的两歧选择。本文认为技术流和文化流的相互牵扯 ,成为制约电视叙事方式转变的根本原因。本文回溯了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轨迹 ,指出作为外力的技术因素造就了新的电视理念 ,也带来时空上的模糊 ,多维视野下的文化因素成为制约电视叙事转变的内在动因。本文尝试从受众互动、交往哲学和话语理论三个方面揭示两栖选择的深层根源 ,以期超越单纯传播学研究的局限 ,为走出迷途提供另一种思考的可能。     

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析博尔赫斯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干预与意识形态

在叙事作品中,各种不同的叙述者均可对所讲述的故事与话语进行干预。叙述者干预不属于纯粹的形式层面,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干预,都与叙述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联系。本文探讨了对话语与故事层面的各种叙述者干预,其与叙述者之间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关联,以及它们对于叙事作品的意义构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出走话语的叙事技巧与审美意蕴探析

现代文学中,对人物出走的描述已形成固定的话语模式,有特定的叙事技巧和审美意蕴。在审美内蕴方面,出走话语表达的是差异,在本质上是弱者的反抗;在叙事技巧方面,出走话语将现代性思想隐喻于时空的特定选择与排列上,以此在与彼岸世界和父子两代间差异的描述涵纳进步与拯救等现代思想,成为富有意味的话语表达模式。     

对写实与图像叙事关系的再思考——兼论"分科而习"传统对中国画的影响

通行观点认为,写实是图像叙事的重要手段,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在中西艺术史上,写实传统有着自己独立的演进规律,图像叙事也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写实与叙事之间既相互关联而又时常分离.尽管图像的叙事功能向故事画提出了追求逼真的要求,但艺术家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时常会被描绘的兴趣所吸引.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有着丰富的图像叙事,但最生动、逼真的写实努力并不在人物故事画领域而在花鸟画中,这一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图像叙事与写实程度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中国电视的话语变迁与文化建构(1958-2019)

电视话语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表达系统,并且不断建构着文化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本文试图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讨论我国电视文化的变迁。将电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当中,勾勒出我国电视发展60年来的话语变迁脉络,并揭示特定话语类型背后的生产运作机制:从"政治实践"主导的话语到体制内外交织渗透的"纪实"表达;从市场化初期"娱乐话语"的野蛮生长到专业化精耕细作"审美话语"的价值导向,电视媒介的生产机制构成了媒介话语实践的主要方式。从"话语"与文化的角度切入电视历史的研究,理解电视媒介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革命·启蒙·民间——当代家族母题叙事模式的演化

<红旗谱>、<古船>、<白鹿原>作为当代家族叙事创作的经典,它们在叙事视角、叙事时空、叙事结构上都存骀在不少相似之处,但由于话语讲述的年代与讲述话语的年代的不同,同一个创作母题在当代小说中呈现三种不同的讲法,即革命话语中家族复仇的隐形结构,父子之间的精神相继,爱憎分明的叙事情感;启蒙话语中家国之间异形同构的结构形式,对乡村宗法社会历史与人性悲剧的理性审视,对人间苦难的悲悯情怀;民间话语中多条线索经纬交织的网状式结构设置,对村落家族文化的重新定位以及叙事中流露的挽歌情调.借助对三部经典不同叙事模式的阐释可以明显地看出当代家族母题小说创作叙事策略的演化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