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谅解,是适格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可支配权益范围内于适宜时间内所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刑法效果.在影响定罪方面,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谅解在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将其法定化是当下刑法学界刻不容缓的要务.     

理性视角下被害人谅解的价值

被害人是刑事犯罪案件的当事人之一,但其主体地位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谅解也无法得到正确的对待。被害人谅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理性视角下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提升被害人地位,尊重和运用被害人谅解行为具有重大价值。     

量刑中的被害人因素论析

犯罪人因素一直在刑罚裁量中受到极大重视,而被害人因素处于被忽视状态.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司法环节,刑罚裁量应当考虑被害人因素,这既有理论根据,又有法律依据.量刑过程应当考虑的被害人因素主要有:被害人的过错、被害人的承诺和被害人的谅解,它们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影响刑罚裁量.     

论配偶暴力中受虐妇女杀夫案的量刑

因不堪忍受配偶暴力而杀害施暴人是大部分女性犯罪的原因。根据调查,对受虐杀夫妇女基本上适用故意杀人罪的第一法定刑幅度,学者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并提出各种解决建议。在促进立法的同时,我们更应重视科学量刑,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犯罪动机和被害人家属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对受虐杀夫妇女从宽量刑。     

风险社会下的抽象危险犯及其界域

风险社会催生了"安全刑法","安全刑法"以抽象危险犯为核心内容。然而抽象危险犯在立法实践中的大量应用遭到了传统刑法理论的质疑,因而有必要廓清抽象危险犯在理论和实践中的界域,以缓和理论上的冲突,增强实践上的操作性,进而使刑法对风险社会的介入更具妥当性。     

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

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是被害人实体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被害人的对抗性诉讼权利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确立是必要的.考察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权利状况,分析我国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的具体表现以及立法的缺陷,对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提出了建设性的立法完善路径.     

刑事和解的人本主义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承认并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符合程序主体性原理,有利于全面保护被害人的人权,有利于被害人生活状态的恢复.刑事和解对犯罪人采取谅解的态度,没有把犯罪完全归咎于行为人,有利于对犯罪人的教育和矫正,有利于被告人复归社会.从现代刑事理念角度观察,刑事和解符合刑法谦抑的思想,是公权力完善及公权力向私权力妥协的必然结论.     

转化犯的立法本质——法条竞合

转化犯的立法本质是法条竞合中的交互竞合与包容竞合.转化犯包容竞合立法例又包括准犯的立法及与包容犯立法逻辑相反的以他罪定罪的立法,其立法的理论根据是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其行为形态与国外刑法理论中“犯罪的发展”和“伴随行为”相近.转化犯法条竞合拟制性规定应具有充足的理由,并坚持一定的原则.转化犯包含的刑法理论并非我国独创,其立法本质是对法条竞合下法条适用的选择.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通过对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现状分析、借鉴国外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做法,讨论了我国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对于贯彻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和可行性,以期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性犯罪被害人保护的现状及评析

性犯罪从根本上损害被害人人格尊严,使被害人难以从创伤中恢复,因此很多国家均对性犯罪被害人采取特殊的保护方式.但我国目前的立法、司法还未意识到性犯罪被害人的特殊性,从而表现出多方面的迟滞,并可能形成新的社会危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论纲

在现实中,一些被害人在受到犯罪的侵害后,因未得到任何赔偿,从而使生活陷入困境之中.虽然侵害的结果是由犯罪人造成的,但是,国家对公民权益保护的欠缺也是其原因之一.因此,国家应给予被害人一定的补偿,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然而,目前我国尚无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专门立法.鉴于此,我国可以从基本理论入手,分析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的理论、立法及司法经验,建构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更好地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有关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比较研究

被害人通常是指刑事犯罪的受害者,即刑事被害人.基于这一特殊身份,他成为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人.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程度不同,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使得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也不尽相同.为保障被害人人权,对各地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我国今后立法的不断完善.     

轻刑化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与近年来刑事司法轻刑化运动密切相关。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往往意味着被告人能积极悔罪、减轻社会危害后果且得到被害人谅解,从而导致对刑事部分的从宽处理。鉴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与普通民事诉讼调解存在诸多不同,我国立法应对其设计特别的调解程序规则,特别是应该在适用范围、当事人的知情权、调解人的权限以及调解协议的执行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特别窝藏犯的民事责任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窝藏犯承担有限连带责任.但是,要求特别窝藏犯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并不充分.补充责任不仅能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也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为终局责任人,有利于保护特别窝藏犯的正当利益.因此,特别窝赃犯承担补充责任较妥当.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导向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以犯罪圈和刑罚结构为解剖对象,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反思。主张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将酒后驾驶行为、危害环境行为入罪化;将纯道德的无被害人的犯罪行为、安乐死行为、客观上不能犯的行为和预备行为去罪化。主张在刑罚结构上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适当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     

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20世纪中叶以来,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各国越来越注重强化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澳大利亚作为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重视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后来在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做出了重大变革,成为澳大利亚近时期刑事司法改革的特色.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存在不足,可以借鉴澳大利亚制度和学习澳大利亚注重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精神及制度安排,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     

论对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

在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又未能从犯罪人或其他渠道得到充分赔偿时,进行法律救助,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权益,是目前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我国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的法律缺陷和对被害人法律救助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刑事被害人法律救助最有效的途径是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并对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提出设想,希望能够在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救助制度的构建和立法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价值分析与立法设想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国家建立的特殊救济制度,主要针对因刑事损害遭受严重损失但又无法获得有效民事救济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法理学和司法实务上的重要制度价值,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与保障。要通过救助对象、救助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的完备立法,进一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价值分析与立法设想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国家建立的特殊救济制度,主要针对因刑事损害遭受严重损失但又无法获得有效民事救济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法理学和司法实务上的重要制度价值,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与保障。要通过救助对象、救助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的完备立法,进一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被害人过错问题法定化研究——以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为视角

犯罪与被害关系素来存在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被害人过错,是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基于互动关系视角,通过介绍我国被害人过错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分析我国被害人过错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域外立法实例,进而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途径: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