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学创建的人文品格——评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在现代诗学理论的建设上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一门现代新诗学科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研究的最新状态.潘颂德把中国现代诗学看成是一个多元并存的互补格局,以缜密的求实态度与开阔的当代视野,对各种类型和倾向的诗学观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在横向深入、纵向发展的交叉网络中,客观地展示了现代诗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了现代诗学批评史的构架.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解严"后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

台湾社会由于政治的原因,诗坛的"大中国诗观"与彻底本土化的路线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影响和分散了诗论家研究的精力.再加上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的背景,这使台湾有经典意义的诗学专著和诗评流派的诞生增加了重重困难.因此,它距出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理论大师的时代仍然十分遥远.     

现代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批评

现代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批评始于２０ 年代中期李金发创作的出现,３０ 年代达到理论分析的高度,４０ 年代“九叶”理论家再把它推向新的层次     

京派诗论与中国现代新诗合法性理论建构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中国新诗在经历十余年的发展后,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和理论困惑,这不仅制约着新诗的未来方向,也对新诗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挑战。鉴于此,不少新诗的研究者都开始对新诗的历史和未来进行探讨和反思,其中京派批评家的反思和探讨尤为深入、具体。他们对于新诗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新诗现代性、新诗与古典诗等问题上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对新诗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突围的途径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主张。在新诗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京派批评家的新诗批评理论一方面具有相当的问题意识,敢于面对新诗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学院派批评的专业和精深,赋予新诗理论更强的学术品位,成为20世纪诗歌理论不可或缺的遗产。     

论中国现代新诗韵律的诗学探索

韵律是中国现代诗形式的重要质素,对现代诗韵律的探索,诗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二是以新月派诗人为代表的诗应有音乐美的主张,三是以梁宗岱等人为代表的“纯诗”理论的音乐本体观,四是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无韵自由体主张。在现代新诗的韵律观念的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新诗歌谣化的趋势,而戴望舒和艾青对无韵体的倡扬其实是对中国现代新诗自由精神的坚守。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框架与话语系统的建构--评常文昌《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

《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在建构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框架与话语系统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特点为:强化史的意念,坚持科学性,突出当代性,具有谨严简约的文风。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象喻: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利器

“象喻”是中国人的思维特性之一。受中国诗歌“象喻”特质的濡染,中国传统诗歌评论也习惯于摒弃枯燥乏味的说理,而代之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有时甚至演变为一种“创作”,成为语言“冲浪”和心理“按摩”的载体。象喻诗歌与象喻诗评同中有异。总之,“象喻”是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利器,它为中国人写诗、读诗、论诗、识诗提供了独特的手段和视角,展现了中国人品评艺术与品评人生的一致性和相通性,凸现出中国人审美诉求的民族性。     

新文学观念下的审美标准与批评方法——读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功地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史书写方法,无论对其争议与褒扬有多少,辩争本身都不是最值得注目的地方。透过辩争,夏先生文学史书写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方法渐渐完整地展现出来,由此也可探知夏先生真实的文学观。     

汉语新词语理据初探

从理据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新词语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新词语大量涌现的理据,并具体分析了几种类型的新词语的理据特点,同时阐明了从理据学分析新词语的意义。     

探析李德懋“知人论世”的诗评观

李德懋选择诗作,特别注重诗人品行对诗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诗文是作者才、气、学、习的自然外现。与此同时,他十分注重时代环境与写作背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注重诗作所反映的社会现状。     

“行”的艺术:现代诗形式新探

现代诗在形式上的核心特征是分行书写,但这一现象并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中国古典诗歌以平仄、押韵、粘对等内容为其基本的形式特征,可以视为一种韵的艺术,对于现代格律诗有较大的影响。而随着现代诗的发展,它作为行的艺术则逐渐显示出与传统诗歌相异的特质。分行本身为现代诗提供了一种天然的诗意空间,并由此产生了现代诗行的独立性以及行与行之间的疏离性;这种疏离效果在诗中运用的差异,有时成为衡量一首诗晦涩与否的标尺。而现代诗跨行技巧的经营,更是对现代诗的节奏、风格以及其联缀性、多义性等内容有深刻的影响。就现代诗的句法而论,由于行的技巧的使用,也使得现代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延续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特征。     

新时期中国大陆宋诗研究述评

宋诗的历史地位、审美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大家名家的研究不断深入 ,一些中小诗人也逐步引起注意 ,重要的诗歌流派得到了梳理讨论 ,诗歌与文学其它门类的关系以及诗歌创作与宗教政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外部关系”也得到一些初步审视观照。研究视野不断开拓 ,理论方法不断改进 ,研究者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也不断提高。     

近代中国的邮购事业述评

我国的邮购是自近代以来随着新式邮政事业的发展而兴盛的一种商业贸易方式.学界长期对此缺乏研究,甚至有一些舛误.通过梳理近代报刊资料,厘清邮购的起源、发展阶段、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而说明:邮购源于晚清时期民间盛行的函购业,因邮政同民信局的业务竞争而出现,自20世纪初在国内大中城市中流行开来,邮购逐渐成为民族企业发展竞争的有力手段,不少企业增设了邮购部,甚至提供邮购储金服务.另外,近代邮购还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沟通地区间资源流通的有效途径,是近代商业中的一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