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贾思想与《春秋穀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穀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穀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穀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穀梁传》的中心思想。     

今本《大唐新语》非伪书辨--与吴冠文女士商榷

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提出了今本《大唐新语》是明人伪造的观点,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澹生堂书目》将《大唐新语》与《唐世说新语》分别著录在两个不同的类目,是因为采用了互著法,与真伪问题无涉;《玄赏斋书目》是伪书目,不足为证。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所征引的《大唐新语》在今本中几乎都保存下来了,并没有有意删削的痕迹;今本《大唐新语》与《何氏语林》中所引《大唐新语》不一致,是因为何良俊在引书过程中的删改和失误所形成的。今本《大唐新语》中有与刘肃之后所出书《唐书新语》相同的文字内容,应当是《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二者同出一源。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今本《大唐新语》是伪书。     

王利器《新语校注》读后

陆贾是汉初重要政论家之一,他的著作《新语》对于刘邦统一后治理新建的汉朝有重要关系,使刘邦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也使他明白“秦之所以亡和汉之所以兴”的根本原因所在。 《新语》一书,自从刘向校录以后,一直传下来,唐魏徵等编辑《群书治要》、马总著录《意林》都收有《新语》的部分篇章。颜师固注《汉书》时还说“其书今现     

《新语》无为思想的儒学渊源

《新语》中的无为思想主要源自儒家的“道德导向无为”, 并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黄老道家的“自然无为”;《新语》的理想治国模式与儒家大同思想相似,而异于黄老道家的治理模式。     

国家意识、文学叙事与学者参政——以《新语》半月刊为核心的史料考辨

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新语》半月刊的创刊原因、办刊方式与历史价值,进而探析抗战后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国家的态度。分析认为,《新语》半月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并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汉字新语研究的提升

冯天瑜著《新语探源》,在博稽史料、微观考据基础上,由文字而文化,使新语研究见其博大;由术语而概念,使新语研究就其精深;由史而学,使新语史生出新语学的胚芽,近代汉字概念史的研究因之得以提升。至于在宏大与精微之间腾挪自若,上下求索,使宏大自精微出,精微因宏大显,则更为是著之特色。     

21 世纪以来陆贾与《新语》思想属性研究综述

21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陆贾与《新语》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学者们关于陆贾与《新语》的思想属性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哲学思想属性、政治学思想属性和史学思想属性。这对深入研究陆贾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忽悠”新义进入《现代汉语词典》的可行性分析

＂忽悠＂是近些年深受老百姓喜爱、使用频率较高的流行词语。流行词语最终能否进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汉语词汇系统的一部分,需确定其在新词新语中的地位以及是否符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新词的原则。＂忽悠＂新义不仅基本满足了新词新语规范的四条基本原则,也大致符合《现代汉语词典》对新词语的收录原则,可以进入《现代汉语词典》。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今本《大唐新语》"伪书说"之再检讨

在关于《大唐新语》真伪问题的讨论中,吴冠文女士前后两篇文章所提出的“伪书说”是非理性的。通过具体考辨可以发现,《大唐新语》与《唐书新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书新语》采用了《大唐新语》,或者二者实际上就是同一种书。从宋代及明代前期文献称引《大唐新语》的情况不难看出:《大唐新语》的今本与古本在条目和文字上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本《大唐新语》中找不到一条可指认为别书的文字。《唐世说新语》只是《大唐新语》流传中的一个异名,所谓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

陆贾为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和史学家。他的历史著述主要有《新语》和《楚汉春秋》 ,其中《新语》也是一部政论性著作。后人对二书的思想性和史料性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陆贾的历史思想丰富而深邃 ,他通过对历史治乱兴衰的探讨 ,提出了“逆取而以顺守之”的观点 ;他的“三圣”说与古今论 ,则表述了一种历史变易与发展的观点。     

从汉赋研究看陆贾《新语》

《新语》乃陆贾作品中的唯一见存者，它是研究陆贾思想、文学诸成就的唯一原始资鉴。《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陆贾之赋为首一派。然陆赋阙佚，若干问题成为历史悬案。本文试从《新语》索隐陆赋风格由它抑扬铿锵的韵律、排比铺陈的声势，差可想见陆赋的形制与规模，并可窥及陆赋与屈荀赋并辔及扬雄入主陆派之由。     

《世说新语》思想艺术论

一、《世说》的成书、作者及特点《世说》之名,始于刘向,已见《汉书·艺文志》。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即有《世说》一种。余嘉锡考证说:“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按指分类编纂),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共《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唐写本、《太平广记》皆题作《世说新书》;唐刘知几《史通·杂说》、唐王方庆续书《续世说新语》,又称“新语”。可见唐宋之初,《新书》、《新语》之称并行;宋初之后,《新语》之名较普遍通行。如宋代汪藻《世说叙录》说:“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可证。又今存南宋绍兴刻本,即题作《世说新语》。     

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署唐人刘肃撰的书籍,今传世者有<唐世说新语>和"<大唐新语>"两种,但二者内容相同,显是同书异名.那么,此书之原名是<唐世说新语>抑或是<大唐新语>?迄今为止,一般均认为<唐世说新语>为<大唐新语>的异名.但是,经笔者考察论证,现所存显然是<唐世说新语>,而<唐世说新语>实是明人伪造的一部书,并非刘肃原撰的<大唐新语>.     

明清时期纳贡贸易与《广东新语》

明清时期,全球经济扩张形势的发展把广东推进了世界贸易的大潮中,广东成为纳贡贸易的前沿阵地。被誉为＂广东百科全书＂、广东番禺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比较具体地记述了明清时期＂岛夷＂（南洋或东西洋）各国与中国纳贡贸易的盛况,尤其是对当时＂岛夷＂诸国纳贡情况及纳贡贸易物品记载得非常详细。《广东新语》对纳贡贸易的认识和评价独到,与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识截然不同。     

日本2011年度流行语折射出的日本世相

社会历史的变迁、生活的变化都可以通过语言来表现,而新语流行语更是及时反映出相应时期的社会特征和变化。本文从语义学入手分析近年在"新语流行语大奖"上评选出的日本新语流行语,旨在探索流行语的社会价值,从而进一步通过流行语来考察当代日本社会的风貌及日本人的典型心理状态。     

关于英语语法教学体系的改革——读章振邦同志《新编英语语法》等著作后

我国英语教学采用的语法体系基本上是沿袭英国的传统语法体系,几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传统语法在很多方面是根据拉丁语法建立起来的。随着语言和语言研究的发展,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传统语法的一些缺陷越来越明显。所以,要提高我国英语教学水平,这种体系非改不可。 章振邦同志主编的《新编英语语法》(以下简称《新语法》)、《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和即将出版的《新编英语语法概要》,本着“兼收并蓄,洋为中用”的原则,吸收当代各语法流派之长,结合我国英语教学实际,提出了新的语法体系,为改革作出了表率。《新语法》自问世以来,在英语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近读了章振邦同志《为改革英语语法编写体系而努力——     

也谈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文章全面考察了《何氏语林》所引《大唐新语》、《澹生堂藏书目》关于《大唐新语》的著录,今本《大唐新语》中所谓“伪文”以及“佚文”,指出吴冠文《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一文判定今本《大唐新语》为明人伪造的理由不能成立。吴文违背了“孤证不为定说”、“不隐匿反证”等学术规范,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古代岭南西樵山茶文化研究

南海西樵山历史上又名茶山,产茶历史悠久,盛产好茶。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称"樵茶为粤东第一"。西樵山茶的发源、发展与樵茶文化在岭南茶史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岭南茶文化的宝贵财富。从西樵山茶的自然环境、发展兴衰和文人视角下的樵茶文化等三个方面对古代西樵山茶做一个深入的挖掘分析,重现西樵山茶的昔日辉煌。     

《广东新语》成书时间考辨

明清之际人屈大均著有《广东新语》一书,其成书年代史无明文,近人有推测为康熙十七年者.此说实不准确.该书卷28《怪语》部分,记有康熙十九年发生的事情.可见其成书的时间应不早于康熙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