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权威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法治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树立法律权威,并进一步阐明,当前我国必须通过解决树立法律权威过程中的问题逐步地实现法治。     

论法律权威与中国的法治建设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法治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树立法律权威,并进一步阐明,当前我国必须通过解决树立法律权威过程中的问题逐步地实现法治.     

论民生法治的法律救济

民生法治是党的十七大后法学界提出的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民生法治最根本的就是要对民生权利提供法律保障,对侵害民生权利实施法律救济.从我国目前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这四大民生基本问题的法治实践来看,我国民生法治的法律救济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作出认真的思考,为民生法治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

现代文明区别于已往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法治原则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文化公理,而法律至上。权利平等与社会自治则是法治理念的核心之点。实行法治原则,意味着在处理涉法性社会争议时必须按照法律的逻辑来思考和做出决定。法律思维与其他思维相比．至少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即,以权利义务为线索、普遍性优于特殊性、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程序问题优于实体问题和理由优于结论。     

论法治概念与法治判断的要素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法治判断的要素非常重要。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略,是一种法律精神,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法制模式,是依法办事的社会状况,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理想。法治具有主体、客体、依据和标准四个基本要素。     

论法治与文化

法治有其文化基础,只有当法治本身成为文化,法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时至今日之中国,法治尚未成为文化.为此,需要剖析其原因,并从科学理解文化之本义、采取正确的文化政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和协调中西方法治文化等方面而努力.     

论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

有的人认为,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困难,是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缺乏法治理念与制度,不过,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和西方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表面上称为法治,实际上则是人治。     

论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具有依存性、统一性和互动性.法治精神是法治现代化的必备要素,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缺乏法治精神,无论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法治社会.而且,法治现代化建构的路径是一条从法治精神到法治社会,再从法治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路径.和谐社会作为高层次的法治社会,作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想社会,同样需要以法治精神为基石.     

论中原地区法律观念现状及法治理念培育

中原崛起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保障,而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以各阶层社会成员较高的法律意识、法治理念作支撑。但中原地区社会成员的观念,还有许多方面与建设法治环境的要求不相适应。部分国家公职人员法律观念错位,"人治"观念浓于法律意识;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公民权利意识淡薄,对法律认知的积极性和认知程度有待提高。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加以解决,强化法治理念宣传教育,培育社会公众的法治理念。     

企业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规范性和操作性

为使企业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应严格遵循审计程序 ,防范审计风险 ,明确审计内容 ,突出审计重点 ,讲究审计方法 ,注重审计质量 ,坚持审计原则 ,分清经济责任     

论私法与法治社会

私法以其对权利事实的私法配置,决定了它与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私法不仅揭示着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以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着社会法治的发展取向。现代法治社会,以对社会关系的私法调整为其首要条件,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本内容是私法之治,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并体现私法价值的国家法治结构,也就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和法治社会。所以,我国在实现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条件下,应当特别强调和突出加强私法建设和私法之治的意义,着力培养和树立人们的私法意识和私法之治的观念,以私法的价值观认识社会与社会法治,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跃迁与整合:论精神病患社会支持的专业性与操作性

随着发病率的不断攀升,精神疾病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精神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成为全球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界研究的热点,并把专业化的操作性行动作为促进精神健康的新策略.本文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剖析精神健康社会支持可行性策略,试图将现有的理念性支持跃迁至操作性支持,最终实现社会支持专业性与操作性的整合.     

再论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

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的关系大致可以这样表述:法治决定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法治思维支配法律手段;法律手段的运用反映和体现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与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具有互动作用。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以动力、促力。一个国家、地区一旦形成了这种良性互动,即可认为其已步入了法治运作和科学发展的轨道,进入了法治社会的常态。     

论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

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建设法治政府的思想、观念、准则等从价值层面所作的话语解读和从践行方面所作的尺度选择.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使政府受宪法、法律的控制和约束,使行政权力的运行体现、反映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使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论法治社会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养成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学者为主体的法律职业群体,以共同的教育背景、职业培训方法和职业准入资格为前提,以知识共同体为基础,以统一的评价机制为保障,在统一的解释标准下,通过对话和交流,形成同质一体的观念上的自主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法治的孕育和发展中起到主体性作用,科学地阐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性,充分关注法律职业的培育,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德治与法治

德治与法治的争论是古今中外经久不衰的话题 ,这本身就表明德治与法治之间无法替代的价值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被赋予了崭新的涵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 ,促进思想道德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普遍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 ,是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主要任务。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

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因此,探索中国古代法的文化精神,促成中国法文化的现代化,是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中国古代法以儒家之价值为价值,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在"人"与法的关系上重"人"轻法.中国的这种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法治,中国的法治必须充分利用本土的道德资源.     

试论法治与法律至上的观念

“法律至上”的观念对于“法治”的最终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所应采取的一系列 对策包括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或法制宣传教育。构造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层,党的各级组织及广大党 员模范地遵守法律,政府依法行政,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等等。     

法治救国论与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嬗变

清末民初之际,甲午海战失败、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期许及国外成功案例的促动,激发了法治救国论的高涨.尽管论者在如何变法的途径中存在歧义,但他们均谨守斟酌古今与中外通行的修律原则,决定了当时人们在法律观念上保有浓厚的历史主义,这毫无疑问提升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法律史学科的促生.鉴于研究者阶级立场、个人识见、价值尺度之不同以及对取法西学的视点迥异,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在初生之时,即产生考据派与史观派的分野,对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范式产生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