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观性”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探索,体现了对中国发展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以及把前苏联领导人的观点神圣化的影响,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被判断为“主观社会主义”。尽管如此,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中国最早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流派之一。他们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在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研究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开辟了道路。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既有客观因素,如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受到日本影响等;也有主观因素,主要是为三民主义寻找理论依据、早期国民党人充满革命选取精神以及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评价。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给当时处于迷茫状态的中国人民以重大启发,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

有关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研究,海内外已有不少精辟的论著。本文着重探讨作为“主观”社会主义者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他在革命实践中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一、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孙中山先生留下的辉煌财富中,民生主义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受到欧美社会主义学说影响而创立起来的。     

从孙中山的“避免论”到毛泽东的“超越论”

在中国,提出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设想起源于孙中山。为了预防资本主义,孙中山从主观社会主义出发,提出了“避免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为方法,将批判、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建构了新的理论架构,即独具特色的“超越论”,使中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毛泽东关于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共产党在政权中领导权的思想是东方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星期评论》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国民党宣传新思潮的重要理论刊物,积极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成为五四时期宣传社会主义的阵地。在梳理了该刊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介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及其变化原因后,并对该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局限性和历史贡献进行了评述。     

论1919-1927年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从意识形态宣传的视域来看,相较于1919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1919—1922年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属于真正的宣传阶段,而1922-1927年中国共产党人则侧重于解决“如何结舍中国实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积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报刊的发展历程、办刊特点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办的红色报刊,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鼓动群众、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鼓舞抗战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创办的红色报刊,虽然数量不多,却在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体中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传阵地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大革命时期,党的各级组织成为创办红色报刊的主体,在内容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办刊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政治家办报的方针,首次出现了国外宣传阵地;土地革命时期,办刊条件极为艰苦,只能采用秘密及易名方式发行,但党对报刊的组织管理更加体系化,并建立了多渠道、立体式的发行系统;全面抗战时期,宣传抗战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报纸种类更加多样化,一些报刊因合并而停刊,部分报刊甚至出版至今;解放战争时期,办刊环境不断改善,全国性报刊和省级报刊日益增多,办刊模式也更加多样化,并创办了对外传播的多语种报刊。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对于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媒体宣传格局具有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李达早期的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地位

李达作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从唯物史观入手,集中研究了中国的社会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的地位.     

李达在建党初期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他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为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一、反对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以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地发展起来。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代表研究系分子张东荪等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进攻。一九二○年冬至一九二一年初,研究系的骨干和首领张东荪、梁启超先后抛出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     

论“以理服人”与“以学养人”的辩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维转换的新视角

“以理服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经典命题,“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的论断是其认识论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要求与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矛盾、社会共同价值与个体取向个性化的矛盾、执政党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反差、意识形态传播规律与高等教育规律的矛盾等,对“以理服人”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学养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在高校实践的新思维,是意识形态传播规律和高等教育规律互动的要求,其基本路径设想是以学养智、以学养德、以学养心。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