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海洋的对话——中西方文化与人格差异之浅见

通过宏观、相对、理性地比较中西方文化起源、文化现象、文化形态、文化成果之不同揭示其深层模式:中西方人格结构、心理特征之不同。中国人以人际自我为核心的他律人格奉行中庸之道,既不倒退也不冒险前进,既不完全宿命也不理想化,立足现实,着眼当前;西方人以内在自我为核心的自律人格富有冒险精神,善于开拓创新,积极探求未知世界,勇于做前所未有之事。由此探讨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以便对中西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把握,使两种文化更好地交流与融合,两种人格取长补短,互动平衡。     

论刘宗周的自我观

刘宗周对人的主体性的作用有独到见解 ,认识到理是人的抽象思维的成果 ,理性思维可以超越有形的限制而达到无限 ,并主宰万物。但他将人的生命与人的精神直接同一 ,同时将“独体”作为人的意志本体 ,主张理智与意志相结合 ,以抑制主体感性存在的生命欲望 ,这使他的自我观表现出禁欲主义色彩。他的理想自我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然后完善自我 ,成圣成贤。他从本体论、价值观、认识论三个层面都得出超越生死的结论 ,并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自我观与内在人格的统一。     

中西道德价值观差异及根源分析

中国道德价值观与西方道德价值观存在诸多的差异,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中国道德价值观的核心是强调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以德性和仁爱为显著标志,而西方道德价值观则注重个人主义和平等精神,以理性和正义著称。探其根源,二者之差异主要是由中西方经济基础、历史传统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同造成的。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四)——关于自我及"心"

本文为作者对牟宗三的康德研究进行清理并指出其误读的系列文章之四,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个是牟宗三对康德“自我意识”或“心”的概念的误读,指出牟宗三出于中国哲学无视个人反思能力和独立人格的立场,否认康德经验自我意识的实在性,抽掉了康德先验自我的主体能动作用而归结为仅仅是价值实体;其二是牟宗三所设计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并不具有康德和黑格尔的自我限制和自我否定的意义,而只是在既定前提之下的权宜之计,无法开出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且与中国古代儒家中开出法家的“儒表法里”划不清界限;其三是牟宗三把康德的自由和自律理解为实体性的东西,并试图用中国哲学的自然天理和道德情感来取代其地位,完全撇开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和批判理性的基本立场,漏掉了西方理性精神的自我超越的自由意志这一精髓。误读的根本症结在于固守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非理性和独断立场,而对异质文化缺乏同情的理解,值得中国学者深刻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教育价值研究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每个人都在努力彰显自我,尤其是强调自我的情感与意志。人们对待情感的放纵态度是新时期的一大特点。然而从禁欲到纵欲的转变,带来种种社会问题,导致现代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青年的激情犯罪增多,加强现代人的情感教育刻不容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情精神有利于现代人体认情感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利于现代人提升情感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有利于现代人摆脱情感的羁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精神有利于现代人超越情感的局限。     

群体认同与个人本位——中西传统文化的人格理想比较

尽管中西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都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但对人的理解却截然两样.西方传统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中国传统文化仅把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两相比较,中国传统人格理想的劣势昭然若揭,从而给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以启示.     

历史反思与伦理批判--中西悲剧精神的本质比较

中西方由于历史文化实践活动的差异而具有明显不同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文化心理,其悲剧感、悲剧精神因之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从文学发生发展的宏观角度比较,西方文学悲剧精神的本质主要体现为西方人诉诸于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永恒矛盾的反思;中国文学悲剧精神的本质则主要体现为中国人诉诸于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批判。     

西方美学思想与自我

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自我观:西方人的"独立型自我"与中国人的"互倚型自我"。前者的主要特征是理性、自由和个体性,后者的主要特征是依赖他人。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审美兴趣乃是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本文对西方美学史作为独立型自我的发展过程,做了较详细的描述和评论。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吸取西方美学思想之精华,亦即对独立型自我的尊重,以充实我们的美学思想。     

再谈人格研究的中国化

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对人格概念理解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方心理学强调个人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基本人格结构和人格动力上是不同的.要进一步推进人格研究的中国化,就必须突破西化心理学的框架,到生活实践中去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有关人格心理学的问题,采用多取向多方法开展创造性的研究.     

“情”—“理”的历史哲学形态

"情"与"理"均为人性,是伦理道德的重要人性前提和精神因子。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意志"为人性结构,形成了以理为主、情理二分的传统,并且理性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中国道德哲学立足于血缘文化,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合一的情理主义伦理形态。两种传统都彰显着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中的独特魅力。但是由于人性本身是知情意的有机统一,现代社会中理性的张扬甚至独霸导致的现代精神文明之痛:伦理认同和道德自由的分离;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分离,再次确证了道德哲学应当立足于情理统一的人性基地。     

“感情的批评”与“理智的硬性” ——李长之文学批评论

作为现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笔丰厚的遗产。他极力张扬批评精神,追求批评的独立品格,其批评理论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充溢着现代气息。而感情的批评、理智的硬性、比较的批评,是他文学批评的突出特点。这使他的文学批评既具有浓烈的情感,又有着理性的自觉,既有印象鉴赏,又有分析判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风貌。     

比较研究中西悲剧精神的方法论原则

比较研究中西悲剧精神的方法论原则,强调运用文化发生和比较的方法。需要说明:文化类型的区分和文化发生时期的确定,如何解读古代神话,中西悲剧精神是否具有可比较性。需要阐明:中西文化的根本性质分别是历史理性主义和伦理理性主义。     

人本管理与文化建制

中国传统文化的无主体性、保守性，衍生出制度的不透明性，与现代社会人本管理理念格格不入，这是人本管理的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缺憾。因此必须注意我国现代文化中理性、民主、科学精神等因素的注入和培植，从文化的建设中树立人本管理的理念，并从制度的建制中加以保证。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浅述

“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很独特的一部分.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科学主义,中国的“意”在艺术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中国的艺术是一种感性的艺术,它描绘的是可以神游的意境,重视的是作者透过画面所透露出的思想情感.从“天人感应”到“有我之境”,中国艺术随着“意境”的提出和不断的深入,形成了一种与“道”协调,重视笔墨情趣的特殊内涵.而“意境”是依靠形体存在的,因而“形”、“神”、“情”、“理”的统一是中国“意境”文化的重要内容.     

感“性”与理“性”——与梁晓声先生的餐桌对话（之二）

人的性是需要用理性去引导的,但更重要的是用理性引导民族超越性对人性发展的局限,认识高于性的社会文化与审美文化在提升民族精神方面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崛起将对拯救后工业时代的人格精神虚无产生积极的价值。     

中西诗人诗化人生谈略

诗意人生,是一种审美人生;诗化世界,便是一种审美世界;这是中西诗人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和意义世界。这种追求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肯定的是审美方式,西方传统文化精神肯定的是宗教方式。中西不同的审美文化产生两种不同的诗化人生方式;即中国的崇尚虚静和西方的标举迷狂。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诗人之所以要在自己的人生中设立一个诗意化的世界,完全是由于他们发现了人的存在的悲剧性之缘故,这是中西诗人人生诗意化的理论前提。     

文化自觉视域下中国精神的培育探析

文化自觉作为对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方法和思想理念,不仅对于文化建设自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精神的培育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在当代中国,文化自觉与中国精神的培育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高度文化自觉培育中国精神,不仅是新世纪我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精神在当代的转换和发展、增强中国精神凝聚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保证。     

中国哲学与生命艺术观——以李石岑对梁漱溟的批评为个案分析

以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为楔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是以生命的艺术精神为鹄的。道德、科学、宗教价值固然重要,但是,真正引领未来世界文化的应该是艺术精神。同样,"境界"的高低也不是单线上升的路线。李石岑从历史和逻辑证明了艺术胜境才是符合生命的本质旨归。他的观点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情"的理路。     

《死水微澜》主题的史诗性与法国自然主义

李吉力人的《死水微澜》无论从其反映历史的方式上 ,还是其科学写实的创作精神以及女主人公形象塑造上都深深镌刻着法国文学、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 ,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对四川历史风俗的了如指掌 ,使其作品不愧为中西结合的典范。     

从神道到人道--谈礼在原始宗教阶段的演化及其对早期民族精神的影响

从源头上讲,礼本是事神致福的原始宗教活动,后逐步从神道中开出人道,从而产生中国古代文化所特有的人伦关系与社会政治关系.在神道与人道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沟通彼此的环节,即人的诚信之心,它涵养于神道之中、成为现实伦理关系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