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现代革命领袖毛泽东之于中国近代史的许多论述曾经是激励共产党人率领劳苦大众改天换地的精神武器,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指导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前提。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的近代史论问题似乎已越来越明显地摆在研究者面前。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之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正确认识,这些论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依据,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已为革命本身的巨大胜利所证明,故近代史学术界无须怀疑甚至试图放弃这些最富指导意义的论点而标新立异。至于对毛泽东的革命史观及其论点的内容、特点与指导作用予以具体分析,倒是一项弥足重要的任务。 无庸讳言,若干年来,对毛泽东的近代史论予以介绍、归纳和评述者大有人在,但似乎还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具体考察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与     

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

<正> 伴随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革也势在必行。如何改革呢?史学界目前的看法和主张尚不一致,但有不少同志(青年人居多)提出,要在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我赞成这种意见。下面谈谈我的看法。第一,努力搞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史的研究。抓好经济史研究是进行突破的基础工作;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就能站到突破的至高方位,掌握其制高点, 刚跨入八十年代,老史学家刘大年曾撰写了一篇史论文章,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回答说:“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其理由有     

《中国近代史通俗讲座》评介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通俗讲座》面世了。这是一本由主编单位部分研究人员和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历史系部分近代史专业教师分工执笔写成的普及读物。全书着重概述了中国近代史前期(1840——1919年)的人物和史事,共分四十二讲,计十七万多字。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一百一十年,包括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侵略压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直至最后胜利的全过程,涉及思想、政     

关于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

一毛泽东同志不仅是当代中国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和军事、哲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宏论，一直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的指路明灯。我和上海社科院已故院长黄逸问等人，于1956年对在上海经济研究所，半路出家投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时，便是紧紧遵循江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进行的。平心而论，如果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40年来所出的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科研成果，以及通过这些科研而培养和涌现出来的一批专家学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里，还多少起了一点添砖加瓦的贡献和…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旧课题和新启示——读《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同志在他所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以下简称《史论》)的《后记》的末尾写了这样一段话:“如何在深刻理解多年来沉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来重新看待、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些问题,总结出它的科学规律,指出思想发展的客观趋向以有助于人们去主动创造历史,这在今天,比任何时候,将更是大有意义的事情”。作者在这里所提出的课题,其实也就是《史论》所要着力研究、总结的问题。《史论》所收的十篇论文,不但密切联系历史实际,论证了中国近代各种主要思潮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趋向,而且在具体分析某些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有启发性的见解。《史论》的出版,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思想由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作者还在青年学生时代(?)就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的实践(?)     

本刊编委巡礼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49年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教授,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1951年春至今,     

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

关于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本人曾发表过一些拙见(见《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央民委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今就几个问题,再谈一些看法。     

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毛泽东的许多理论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历史作了完整的回顾和总结,并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和总结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些进步的历史学家和建国后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理论依据,使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科学的历史学研究。同时,由于时代的发展,理论方法和思想认识的发展,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某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不尽科学,这就要求我们“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顾和总结毛泽东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系,对于我们更好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化和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无意义。 一、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论概述与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发展线索及分期问题的讨论 旧史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或沿用传统的治史方法,或袭用西方的一些治史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展有关史料收集、考订或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工作,并从3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蒋廷(?)的《中国近代史》     

《历史的误读》简介

郭世佑撰写的《历史的误读》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3月出版。本书以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为主,以“史事归真”、“人物显真”、“史论求真”三个栏目予以编排．在“人物显真”之后接续与之关系密切的“史评道真”,以评论近代史的论著或相关学者为主。     

不能容許对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加以曲解——评尚(金戊)同志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论点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問題,尚鉞同志認为:“关于明清两代社会性质的討論将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問題,以1840年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中国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綫是不很妥当的,有着斬断历史发展线索的毛病。”他否定鴉片战爭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起点,主張明清之际开始了中国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明末清初是近代历史事变的关鍵,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当尚钺同志的錯誤論点发表以后,刘大年同志、黎澍同志曾作了必要的批判和細致的分析。但尚钺同志仍旧坚持他的观点,拒不接受批評。关于明清之际的社会性质和中国資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問題,可以通过学术討論求得解决;而尚钺同志的基本論点主要在于否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起点,和否定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論問题,是带政治原則性的问题。因此,有繼续討論和批判的必要。     

“五四”这块文学界碑不容忽视——三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正> 中国近代文学史,学术界一般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八十年文学发展的历史。近年来,有些同志鉴于中国近代史起迄年代说的变化,也主张将近代、现代文学史合起来,统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史,即把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下限定为1949年。我以为并不十分妥当。史学界有部分同志主张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定为1840——1949年,主要是认为历史分期应以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为标志。而中国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经济     

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范文澜即是其中出色的代表。他以25年心血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所著《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他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基表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教条化和“左”的倾向盛行之际,他坚决予以抵制,表现出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趋向·线索·主题——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再认识

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问题是解放后三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界一直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讨论,是认识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合理地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行分期和建立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过去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主要侧重于从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段(1840—1919年)的过程中去探讨,这样势必会割断历史,使有的问题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本文试图从完整的半殖民     

爱国·述变·求真——《吕著中国近代史》评介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年）是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他学殖宏富,知识渊雅,在一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治学生涯中,除了著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外,还十分重视对中国近代史的探索。吕先生生前曾出版过《国耻小史》等多种近代史论作,并撰有《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代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等未刊讲稿。这几种未刊讲稿连同商务印书馆旧刊《日俄战争》,计五种,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编为《吕著中国近代史》于1997年9月出版印行。这部书32万字,内容详实,富有特色,堪称是一部爱国、述变、求真的近代史佳作。     

曾国藩与桐城派简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社会“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毛泽东同志的论断准确地揭示了鸦片战争后至“五四”以前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及文化战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为我们考察研究近代史上的一切历史人物和一切历史现象提供了根本的立足点。     

系统展示林庆元教授的研究成果──读《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

林庆元教授是国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多年来潜心钻研、孜孜追求，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先后发表论文五十多篇，专著近十部。1997年12月，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一书，共计41万余字，收录论文36篇，是作者二十余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细读全书，受益匪浅，笔者认为该书有如下特色：1、以爱国主义为主题。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历史。近…     

“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21日至23日在山东烟台举行,国内外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论文60多篇.会议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为研讨主题,在这个主题下,围绕民族主义思潮的概念定义、学理渊源、发展脉络、层次类型、思想内涵、个案对象、价值评判、研究方法以及民族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金毓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探索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实际上,他不遗余力地整理近代史资料,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力倡导民国史研究,成为此领域的开拓者;对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进行探索,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建国后以高度热忱为近代史研究机构的建设献计献策.作为传统学人,金毓黻先生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理念和实践,对于今天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接受考古专业训练之前,夏鼐求学过程几经转折。由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渴望获取历史知识,是他择定转入清华历史系的主要原因。他侧重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均有新意。他不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并重视利用新材料、综合比照中外资料以求得较准确结论,希望将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专攻中国近代史并有研究心得,可视为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期间培养史学人才的成效。这一学术训练,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考古学研究。     

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种观点

<正>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如何确立中国近代史体系,而且关系到如何理解这段历史的基本内容和怎样评价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长期以来,它之所以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以致宏论迭出,原因就在于此。就目前已发表的各种观点来看,它们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如果对它们加以透彻分析,取长补短,也许能得出一个较为正确的结论。为此,本人不揣冒昧,仅就几种主要观点,试作评论。一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问题上,提出最早、影响又大的观点,恐怕莫过于胡绳同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了。早在1954年,胡绳同志在当时开展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曾提出:“要解决分期问题,必先确定划分时期的标准,这也就是要确定,我们在叙述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时,是在说明什么,以什么来做基本的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联起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