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

楚辞本身并不是美学著作,但却是研究中国美学不应忽视的角度。骚人遗韵,开辟了中国人审美生活的新境界。说到楚辞的精神气质“,自怜”二字最可当之。楚辞的“自怜”,一是自怒,二是自爱,三是自慰,三者一体相联。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楚辞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楚辞的“自怜”还深藏着一种超越情怀,在超越的境界中延伸生命、寄托理想。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楚辞触动着中国艺术琴弦的最隐微之处,中国艺术的唯美传统、超越情怀、感伤的气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存在价值的追寻等,这些艺术世界的核心内涵,都与楚辞有密切的关系。     

论《楚辞》在骆宾王诗歌建构中的作用

骆宾王能够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有所突破,创作出颇具“骨气”的诗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创作中对《楚辞》的自觉接受。对《楚辞》的接受,不仅增强了骆宾王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其诗歌的艺术表现。     

毛泽东酷爱屈原《楚辞》及其原因

毛泽东一生酷爱屈原《楚辞》 ,主要原因是由于《楚辞》思想艺术价值高 ,毛泽东与屈原的性格和创作风格类似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与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论史铁生散文的终极追问与世俗情怀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中国当代散文确乎出现了一个创作热潮,而伴随着整个社会变革与进步的理性苏醒显然是其内在动力。许多作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表达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与形而上思考。但与一般作家不同的是,史铁生对人及人类的终极关怀开始于对自身困境的突围,缘于自己真实的生存体验,并充满了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热切关注。他的终极思考是为了让世俗生活有个方向,让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有条正途,而“过程哲学”则是他整个思考的核心命题。     

刘向编集《楚辞》初探

楚辞学之始祖,从现有材料看,要数西汉二刘(刘安和刘向)。刘安(前179—前122)是汉武帝时的思想家、文学家,高祖刘邦的孙子,武帝刘彻的叔父,袭父封为淮南王。据《汉书·刘安传》载,刘安曾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这无疑是汉代最早解说《离骚》的著作,只可惜没流传下来,后人只能从《史记》和《汉书》中得知他对《离骚》评价极高,称它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可与日月争光。在刘安前后,虽还有严助、朱买臣、王褒等一批楚辞爱好者和作家,但他们只以诵读《楚辞》或创作骚体赋而著名,有的则以此作“敲门砖”得到显贵,并无关于《楚辞》的著述留下来,算不上楚辞学家。至于刘向(前77—前6),则可称得上是编集《楚辞》的集大成者,是楚辞学的奠     

明清纳西族文人创作的价值探讨

纳西族是生活于云南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她的东巴文化早已为世人关注,而盛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虽有研究,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选取明代木氏作家群的代表木公和清代旁姓作家群中成就显著的桑映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查他们在创作上与中原文学的联系,探讨这一时期纳西文人创作的价值所在。本文认为木、桑的创作价值在于体现了纳汉文化融合的模式之一——人格认同。     

陈守元:论屈原《楚辞》的美学特性——兼评屈原否定论

本文从屈原的生活、思想、创作这三方面来探讨《楚辞》的主要美学特性。从生活道路看,文中说:“屈原的一生都坚持了真美善对假丑恶的斗争,并因此以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谱写出了一曲‘卓绝一世’和永垂不朽的壮美乐章。”作者认为,“《楚辞》所着重撮露和批判的‘党人’,实际上就是列宁在《第三届杜马》中所揭批的‘宫廷奸     

论柳宗元诗歌对楚辞的接受

唐代贬谪文人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受楚辞影响很深。不但表现形式上大量运用楚辞典故和芳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而且内容上继承了楚辞，特别是屈原以南方山水题材寄托哀怨情感的特点。除遭遇、性格等和屈原相似外，贬谪环境下的“囚徒”意识与渴望北归的矛盾情感碰撞；南方山水孤峭幽冷情态和自我闲置的焦灼情感交汇等都是柳宗元诗歌受楚辞影响很深的原因。     

幕阜天岳伏羲氏之陵考辨

伏羲与太昊是两个人而非一人。两人出生地不同,世次关系不同,部落图腾不同,姓氏不同,在远古氏族部落中对社会的贡献也不同。在先秦史料中,言太昊则不言伏羲,言伏羲则不言太昊。在可读史料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河南淮阳的太昊伏羲氏陵墓实属太昊之墓。而根据史料查实和地下文物印证以及湖南楚文化与民风民俗的论证,湖南平江天岳幕阜山应是伏羲氏之陵,其下有“皇坛”,有四十八灯,四十八柱供奉着手捧八卦的伏羲神像．且历朝多遣官致祭。相传幕阜天岳,舜帝所封,即为《禹贡》之东陵,楚国之东祠,与《史书》记载伏羲去世“崩葬南郡”地望完全吻合。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

《楚辞》、《诗经》双宾式及其同义句式的用例比分别为8：17、62：16。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是《楚辞》双宾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诗歌整齐美＂、＂诗体体例＂是其同义句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四言体＂诗歌体例在《诗经》双宾语结构中起强势作用,在符合节律的条件下,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才在其双宾式中起作用。这种语用差异是由二者的文体特征决定的。     

由《韩非子》所见楚国史料推考屈原命运沉浮之根由

"两用昭、景"是楚宣王和楚威王一贯运用的重要制衡策略。楚怀王初年,昭、景坐大。为了抑制昭、景,强化王权,怀王调整策略,转而重点扶植屈氏。这是屈原后来得以出任左徒的根本原因。但丹阳一战,屈氏猝然遭遇重创;蓝田战后,怀王更是威略难振。嗣后怀王,包括顷襄王不得不再蹈宣、威旧辙,继续两用昭、景,是以屈原始终难获起复。屈原一生命运沉浮完全与怀王、顷襄王调整"两用昭、景"这一制衡策略的整个过程相始终。     

高唐神女传说之再分析

《文选》李善注及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均认为,据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所述,楚王所幸神女本为楚人先妣。这有个乱伦问题。但是通过运用历史文献学和文化人类学资料分析古人的礼仪风俗和神话传说,可以发现,楚王幸神女这类故事,并非楚国独有的现象,而曾是血缘婚和野蛮时代末期、文明时代早期全球各地普遍存在的弑生父娶庶母野蛮礼俗的折射。不过,先民弑父娶母不是为了一般的繁殖人口,而是为了让杰出的男女有机会媾合,从而提高种群的人口质量。因此,早期先民的人口生产并非如学术界所理解的多多益善,原始宗教文艺和原始文化研究中的“两种生产”理论应作必要的修正。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