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社会资本分析

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拥有并利用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即传统性社会资本和现代性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本文对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这些社会关系网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作用。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论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中的关系强度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强关系包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属、老乡等,弱关系包括在城市新建构的关系,如同事。本文通过个案研究表明,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过程中,关系作用的发挥是以各种组合的形式出现的。     

从职业发展到家庭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入户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稳定城镇化的框架,从个体职业发展和家庭完整性角度分析农民工入户诉求,并以一个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还受其家庭完整性因素的影响,如夫妻团聚（同城工作或生活）、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状况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入户意愿更高,且家庭完整性因素对其入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农民工不能仅在经济上接纳却在社会上排斥,而应让农民工与市民在权利方面逐步均等化。同时,在长三角地区,改革户籍和促进民工市民化任务显得更为迫切。     

农民工流动行为结构化维度分析

在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视角的对立,对深入认识我国农民工流动行为有着较大的影响,容易造成对农民工流动行为理解的片面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特别针对行动与结构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重新加以诠释并提出结构与行动两者的相生关系,为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我国农民工流动行为选择表现为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两者互构的结果.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校企合作视角下高职学生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的主要内容

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高端技能型人才必须是同时具备专业技能与社会主义职业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校企合作是高职职业教育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必由之路和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职业精神的必然方向,对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该文重点讨论了校企合作视角下高职学生社会主义职业精神培养的主要内容.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一个资本分析的视角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流动方式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的流动方式.然而,城市教育资源对农民工子女的各种排斥,使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剥夺.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先天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绝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基本上处于贫乏状态,导致其子女在教育机会、教育环境和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边缘化的危机.要走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困境,就必须做到:(1)从制度设计上实现由"边缘化"到"城市化"的根本性转换,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2)降低农民工子女教育成本;(3)提升农民工家庭的资本含量,缩小其与城市之间的鸿沟.     

农村“留守学生”心理特点调查报告

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加上众多不方便的原因,许多农民工把子女扔给了老人监护或寄养他人,于是在农村出现了一个特有的群落——农村留守子女。我们把这些孩子中已经上学的称为农村“留守学生”。所谓“留守学生”,是指父母双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上学,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学生。     

做好转移接续 为全国统筹奠基

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为劳动力流动打开方便之门。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历十几年的举世瞩目的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已达1.5亿左右。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     

乡城流动与儿童认知发展:基于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以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以阶层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基于认知发展理论探讨农民工流动对子女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儿童拥有比留守儿童更高的认知水平,流动儿童相对较好的家庭背景为其认知发展提供了实质性帮助,乡城迁移中流动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通过"转校"等机制得到促进;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其认知劣势与父母外出工作并无显著的统计关系,而主要归因于家庭贫乏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子女数较多的家庭结构、较低的学前教育接受率或就读学校质量的低下。但是,流动儿童的认知水平整体上仍低于城市儿童,其认知发展仍然受到自身社会阶层条件和境遇的深刻限制,"流动"所带来的各类"认知收益"是有限的。     

中国社会学30天文摘

●中国外出农民工汇款比例高于其他国家的现象既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也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文章提出了在跨地区收入分配上的“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之间的争论 ,并且通过对外出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进行了论证。作者认为中国外出农民工高比例地往家乡汇款的现象 ,是中国农民家庭伦理关系的表现。农民工汇款存在一种“边际效应心理” ,这有利于增加农民家庭收入 ,缩小地区差距 ,但是又因农村存在有无外出农民工的差距 ,这又有使区域差距拉大的可能 ,同时还对原有农业生产造成一定损伤。（李强 :《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研究》 ,载于《社…     

“珠三角”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英文)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农民工、土地制度与城市化

农民工群体作为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产物,对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中,农民工市民化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不再是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单纯地依赖于土地,职业的改变切断了农民工与土地的密切联系,农民工已经难以回到原先的乡村社会之中了.农民工处于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处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不公,而且也不利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健康发展.追根溯源,这是由于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只有尊重农民工对于土地的合理权利,才能解决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共同性问题.     

晚明塾师的“觅馆”与“聘期”——兼及塾师生活模式及其职业精神的演变

"觅馆"是塾师职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塾师职位的获取,一般需要一定的社会信用关系进行担保,诸如亲属宗族、师徒友朋、乡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在塾师的职业获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晚明社会变迁及塾师职业竞争的加剧,塾师的职位获取成本增加,而职位的稳定性却明显削弱,使频繁的"觅馆-失馆-再觅馆"成为塾师一种较为常见的生活模式.这不仅成为晚明师道日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塾师以"济读资生"为主,而非自我价值实现的职业观念.因此,在晚明社会变迁中,塾师终未能如其他职业群体那样,形成一种职业的群体性的内在聚合.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The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本文通过对广州市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初步统计分析,认为：第一,农民工在总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市场中,但该市场内部又基本上是按照自由放任原则实现其供求平衡的。第二,这一市场进一步分化为“企业”内外的正式和非正式就业两个部分;后者又可区分为自雇与受雇就业两种类型。第三,由于企业内的正式就业者处于较为艰难的生存状态并且再生产着这种状态,农民工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分流中,更倾向于流向非正式就业。第四,在非正式就业者中,受雇用的农民工的工作只能是一种勉强生存的手段,而自雇用的农民工则可能逐渐实现积累和向上流动,有希望获得一定的发展。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日渐增多,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当前,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社会建设水平,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在改善民生和加强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的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城市中的农民工还存在居无定所、就医困难、子女入学难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与农民工对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改革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已经刻不容缓.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困境挑战教育公平

与农民工相伴而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困境问题.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有700-800万人,留守在家儿童2200多万人.留守在家的无人管,流动进城的上学难.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3%,一直未上学的占6.85%,失学的占2.45%.农民工子女上学困境对我国义务教育法中"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教育公平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深层原因有:对农民工现象的长期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体制;法律制度不完善;农民工自身素质低维权意识差.解决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改户籍入学为"居住地入学";将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城市学校考核体系;政府给予农民工子女学校以倾斜政策.支持其尽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