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

本文着眼于近代世界发展潮流 ,运用中日比较的方法 ,考察和分析日本从“锁国”向“开国”的转变 ,认为 :虽然两国都是被西方打开国门 ,但日本较快地从被动走向主动 ,即使在明治维新前的 1 9世纪初中期 ,其走向世界的规模、效果 ,也都在中国同类举措之上。日本在以西方作为“开国”的主要方向的同时 ,还从本民族的危机意识出发 ,将对华关系视作战略问题 ,欲经略朝鲜与中国 ,以与对西方外交相平衡。 1 9世纪 60年代 ,日本在时隔两个多世纪后 4次遣使上海 ,就是由上述倾向促成的。这是日本试图直接对华贸易的积极举措 ;而来华日本人的见闻 ,则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影响至深。     

试论近代以来上海都市中的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解读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与“交往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近代以来上海都市公共领域的产生及其市民的交往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对“交往理性”的现实性提出了质疑。     

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的视听实现

中国电影艺术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视听化为上海的政治影像、都市形象、女性形象等,都充分体现出上海影像与海派文化随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实现着有机的审美“耦合”。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的政治影像美学内涵萌芽视听实现为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地和中国近代民族独立思想策源地。其近代都市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上海影像中“罪恶”之都的符号化表达——帮会和现代都市景观显现。其女性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电影中的都市娼妓和都市新女性。     

金子光晴的上海经验与世界观的变化

二战时日本极具批判立场的诗人金子光晴思想形成的历程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来自于避居上海时的“上海经验”以及遍游东南亚时的个人观感,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对上海人的“利己主义”(egoist)生活态度和“无政府主义”式的“解放”状态极为欣赏,从中获得了新的世界观,也充分感受到所谓文明国度的蛮霸和伪善。由此,金子光晴坚持这种“利己主义”的立场,控诉东南亚的现实,批判近代文明。因此,从“上海”这一近代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结点来诞生的殖民地城市所获得的“上海经验”,悖论性地成为“脱帝国主义”的基础和源泉,从而展开对现代文明批判的新的可能性。     

"传奇"背后略去的"暗"——电影《长恨歌》书写的上海旧梦

在有关上海的“传奇”书写中,王安忆的《长恨歌》对上海精神的关照是略去“浮华”,指向市民生活底层,指向充斥着腌渍油污和流言私情的弄堂深处,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上海背后的“暗”;主人公是生于弄堂长于弄堂,即使到“繁华”里走了一遭,到头来还是归于弄堂死于弄堂——繁华只是旧梦。香港著名导演关锦鹏改编的同名电影则大不相同,流行光影中“繁华”、“风月”成为上海的内核,在视觉的声色享受中谁还记得王安忆那个真实的上海?本文力图通过对原作和改编后电影文本差异性的比较,拨开迷雾看到一个与流行相去甚远的“上海形象”。     

留日学生春柳派与近代上海的脆弱情缘

春柳剧场以新剧形式出现在近代上海,给上海戏剧界带来现代的概念;然而,春柳派“日化”或“西化”的艺术原则与一般上海市民的口味犯冲,遭受到冷遇。在惨淡经营三年后,春柳派终于解散。     

论清末民初上海演艺界“男女合演”的产生

上海是中国近代商业和时尚文化的中心，清末民初，京剧“坤班”、女子新剧团以及“男女合演”现象相继在这里兴起，这既是戏剧和电影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反映出上海社会风俗与社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老大房”的鲜肉月饼

小时候,每到中秋节,奶奶便会给我钱,再三叮嘱,一定要到老字号“上海老大房”,买它的招牌小点——现出炉的苏式鲜肉小月饼。“上海老大房”是一个上海老板开的食馆,主营上海风味吃食。     

从社会心理探析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

对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是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的一种社会现象。苏北人之所以成为偏见和歧视的对象,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解读近代上海苏北人遭受“污名化”的过程,并就其中污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进行探讨。     

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戏曲文化中心

戏曲作为一种文艺样式,是上海近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茶园时期、舞台时期和大剧场时期三个阶段,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成了可以与北京相并提的全国戏曲文化中心。商业文化的发达,各地移民的众多以及西方艺术的引入等都对上海戏曲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上海戏曲文化事业的繁荣是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文化反映。     

从人生境界看“无为而无不为”的审美生成

该文从对《老子》版本的辨析入手,认为“无为而无不为”是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生境界而非单纯的功利思想。这个人生境界的审美性质就在于它超越了条件限制而符合人生最高理想的绝对自由,其审美特点就在于无目的的合乎审美目的。“无为而无不为”表面上看是一个逻辑悖论,但实质上却展示了人生境界经由修养途径达到审美境界的必由之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美学思想在庄子“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人生境界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对今天仍具有启迪和警示作用。     

江南名镇南浔的近代命运

江南名镇南浔在近代经历了从空前兴盛走向衰落的基本过程.其兴盛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湖丝贸易于上海开埠后在海内外的迅速发展;而它的衰落是现代丝织技术及丝织业的兴起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论上海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流失

上海文化的开放性、个体性、商业性,使上海文学具有先锋性、多元性、消费性的特征,逐渐形成了上海文学独特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文学的传统开始逐渐弱化。虽然新时期的上海文学有着新的生机、新的面貌,但是在继承上海文学传统中仍然有着诸多的缺憾。     

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

近年来,随着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我国部分学者特别是政府决策管理人员对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呼声日高,甚至已把控制人口规模增长作为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是否已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以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例,多角度地系统考察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的关系,发现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总体上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而且相对受到严格控制的户籍人口规模增长,受控较弱、相对强势的常住人口的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具有更密切的正向互动作用关系.也就是说,本文研究证明:到目前为止,人口规模增长仍是促进我国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或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人口规模增长已制约我国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追思生命意义--关于当代生命科学的伦理思考

生命意义的根源在于它的有限性与不确定性,生命意义的魅力在于它的独特性和生命体验的多样性。现代生命科学的无限发展将打破人类数千年积淀下来的生命哲学。因为每一个极限的被打破,就意味着一种意义领域的丧失。     

经济危机中的儿童节与儿童年——兼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社会转型期对现代人才的培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上海城市适逢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高速期,基于对现代人才的渴求,愈加注重儿童的教养,在全国首倡并积极实施儿童节与儿童年,政府、社会和家庭采取一系列举措,以期让儿童享用到上海发展的文明成果,将儿童培养为未来城市的建设者。对于这样的一种时代诉求,上海儿童对之积极响应,他们积极投身于各种体育锻炼,立志抵御外侮、建设祖国、服务社会。经济危机中的儿童节与儿童年,不但有利于上海儿童对城市现代文明成果的享用,同时也为经济危机之后的上海城市现代化建设积聚了新生力量。     

FDI与上海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91～2002年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GDP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FDI与上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海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我们认为FDI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其“溢出效应”上。     

论沈祖棻诗词创作的艺术魅力

沈祖棻的旧体诗词创作不仅追求语言、音韵、境界的美感,而且更突出追求与新时代新生活相契合的古典与现代的谐和美。这说明一切优秀的古典艺术形式,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永葆其鲜活的生命,同时它必须在保留本色的同时,又自觉地融入现代,这样的古典美才是永恒的。     

现代人类起源新说与“北京猿人”的归属

最近有学者提出北京猿人等直立人不属于人的范畴 ,这是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存在误区造成的。现代人类有多地区起源和单一地区起源这两种假说 ,分子生物学新近研究的结果更多地支持单一地区起源说 ,但它仍存在诸多缺陷。即使由分子生物学支持的单一地区起源说是可以成立的科学假设 ,北京猿人等直立人仍然是处于人类演化过程中的旁支 ,而不应被排拒出古人类的范畴。单一地区起源说表明要修改的 ,只不过是北京猿人等直立人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直接祖先而已。     

“境界”忧患一百年

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既非仅仅在讲诗词艺术,也不是主要在讲成功者的奋斗经历,看看上一世纪初王国维和中国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疾病”的反省与忧虑就知道,他之提出“境界”说,其深处在于针对中国文化的“实际”与“通俗”性质而强调其超越性的“高致”领域,“境界”说是2 0世纪初王国维开出的一副治疗近代中国“衰弱至极”的文化苦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