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小说中的乡村空间叙述

解放区小说中的乡村空间叙述,突出强调革命意义上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以表达解放区农民的解放诉求.解放区小说的乡村空间表现有三种类型:一是把地主大院表征为阶级压迫的空间;二是叙述乡村公共场所控制权的更替,突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意义;三是强调农民住宅的公共性意义,弱化其私人性的意义.     

土改文学视野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而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路线是依靠深入乡村的土改工作队来执行的.土改工作队在改变乡村的同时,也受到土改运动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土改工作队员在此过程中的锻炼与改造,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工作队员.土改运动不仅仅是社会运动,更是一个触及人思想的运动,各阶层人物在外力的冲击下,都要改变惯性意识的运行轨道.土改文学的丰富性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人物思想意识及其演变的展现,这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上体现得尤为鲜明.     

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

1949年,在新解放地区,中共进行了紧张的支前借粮和公粮秋征运动,外加人民币贬值的损失和公债任务,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从而导致1950年春中南各省普遍发生了饥荒.各地许多已经消失的“匪乱”重新活跃了起来,进行抗粮抢粮的请愿和暴动,一度造成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为此,中南局通过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减租退租”斗争,成功把“农民—政府”之间的冲突引向了“农民—地主”的“阶级”矛盾.中共政权有意坚持在新解放区实行农民继续交租,后依法减租的政策,刻意推迟“土改”时间,以便有充分理由对地主阶级征收高额的阶级累进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表明,中共的“土改”并不意在简单地改变乡村土地制度,而是要把它当作新政权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依附体,以及各项行动合法性的理论源泉.     

蒋介石与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

孙中山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方案,主张"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益,地主也不吃亏"。国民党虽接受此方案,但长期空喊、议论。1949年,蒋介石下野反思,认为在大陆失败的主因是未能按孙中山主张办事。他重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演讲,决心入台后首先实行土改,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其亲信陈诚。台湾的土改兼顾地主和农民的利益,既使大量农民上升为自耕农,又以土地债券和公营公司的股票补偿地主。结果,台湾农业超越战前最高水平,土地资本向新兴工商业转化。台湾一度跻身亚洲"四小龙",土改是其起步阶段。陈诚自称,台湾土改是不流一滴血的革命,美国人视为典范,不少国家纷纷取经,但是,这种土改,不能改变社会的两极悬殊,只改变了财富的占有形式和占有者的社会身份,不少地主摇身变为资本家。近年来,台湾社会出现"外来者打压本地菁英,损害了‘我们’地主的利益"的看法,这就不仅是在为台湾地主叫屈,而且是在为"台独"理论张目。     

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1950-1952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可能比战争更深远地改造了中国社会,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这种结构性变革的一个突出体现,便是广大乡村地区权力关系的重新构造。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复杂的重构过程即发轫于1950年的土地改革。本文通过对江苏省苏北土改的考察,就重构农村权力关系的策略问题,从斗争地主、动员群众和整顿干部三个方面呈现这一运动的概貌。     

翻身农民的血泪控诉——《诗人张志民评传》之一章

<正> 一九四七年五月,在解放战争即将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前夕,张志民从部队抽调出来,参加了另一场向封建土地所有制发起总攻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他作为土改工作团的成员,被分配到涞水县远台村工作。张志民全身心地投入了运动,成天和贫苦农民泡在一起。在斗争地主的会议上,翻身农民接二连三的沉痛控诉深深地激动着他,使他情不自禁地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尝试创作长篇叙事诗。     

土改后的中国富农:从保存、限制到消灭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富农成为农村最有经济势力的阶层,并日益成为限制和斗争的主要对象。对土改后农村富农及其经济状况作系统考察,分析中共对待富农政策的转变及其内外原因,并着力考察富农在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中的复杂心态,借以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共限制、消灭富农政策的利弊得失。     

“五四”余风的终结与“文革”文学模式的初步形成——从《暴风骤雨》《三里湾》等到《艳阳天》

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再到《艳阳天》,地主形象由蕴涵作者的同情心变为充满敌对意识,作者对中农的态度由保护、七分肯定变为丑化和敌意化,爱情叙事也由进步青年的浪漫传奇变为政治化的婚姻故事。这一系列变化昭示了"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终结,由此也开启和初步形成了"文革"文学的基本模式。     

江苏省江阴县手工织布业调查资料(中)——从江阴手工织布业的历史演变过程看价值规律在个体小商品经济中的作用

解放后,江阴手工织布业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与整个中国让会政治经济的根本变革相联系的。人民政权建立的直接后果是劳动人民翻身作主,扬眉吐气,而剥削者则有所忌惮。解放前原来是主宰织者命运,长期骑在织者头上的剥削者,解放后除一部分畏罪逃亡外,有罪恶有民愤的都受到了群众的斗争,进行放纱剥削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根本就不敢出来公开活动,继续开业的纱布商、颜料商等等,至少在态度上就不得不比以前规矩得多,解放前司空见惯的公然对织者讹骗的事例,解放后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人民政权建立的进一步的后果是在广大农村进行了土改。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经济、限制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的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组织的楚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阶级分析是个宝

阶级分析是个宝,什么牛鬼蛇神都逃不了这个照妖镜,有了阶级分析,就能分清敌我,粉碎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和活动。这是我两年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点体会。过去,我以为地主阶级早已在土改中被打倒了,以后又经过多次对不法地主的斗争,他们大概是不敢乱来了;至于富农,经过了我们同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合作化的思想行为进行斗争,看来也好象     

土地改革与义序宗族乡村的变迁

义序是20世纪30年代林耀华研究中国宗族乡村的一个标本.解放后,义序宗族乡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变化肇始于土改.土改是在特定区域中进行的,而义序土地分散、近市郊、商业发达、非农职业过半、宗族发达等,这是理解义序土改的前提.义序土改的过程也是其宗族瓦解的过程.首先,族田的征收导致宗族经济基础的消解;其次,祠堂的征收使其作为宗族“集合表象”的消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表象”彻底消除,祠堂保留着宗族记忆,起着隐性宗族认同的作用;最后,族权的瓦解是族田祠堂的征收、阶级斗争和农会、乡村政权建立等合力作用的结果.     

土改中的身体叙事——解读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电影《暴风骤雨》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暴风骤雨》重构了土改的发生过程与意义,它一方面强化了小说原著的翻身主题,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弱化了原著中主要人物的日常性生活内容。男性身体既是发动土改的动力之源,也是土改运动的执行者与献祭者;女性身体是土改的拯救对象。他/她们共同参与了革命经典叙事的建构,成为承载革命意识形态的化身。     

革命、叙事与当代文艺的内在问题——小说《暴风骤雨》和纪录电影《暴风骤雨》对读札记

小说《暴风骤雨》和纪录电影《暴风骤雨》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不同视点讲述了尚志市元宝镇的同一土改事件。小说从革命立场出发,将地主叙述为集剥削者与道德恶棍于一体的负面形象,藉以确证土改的合理性与解放的正义。纪录电影则重返当年土改发生地,以大量当事人口述,展示了小说有意删除和遗忘的另一面,有力地解构了小说的"正典"叙述。然而纪录电影本身也存在难以为人注意的对于权势者罪恶与底层不幸的大面积"遮蔽"。在相互对立的"革命"和"自由"的神圣名义下,它们以几乎一致的记忆/遗忘的叙事机制,对历史和生命造成扼制,这种扼制是它们各自时代的"现代"文化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当代文艺要摆脱"现代"幽灵的缠绕,必须摈弃概念而直面广阔丰富的本土世界。     

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生命寓言书写——以阎连科为例

阎连科的乡村小说以生命寓言的形式揭示了生存的苦难和绝望,并讴歌了对此进行的生命抗争.这种主题的选择源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反映了他惶惑的生命现.他的乡村小说体现了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特点.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     

论穆时英小说的家园情结

穆时英在他的一系列新感觉派小说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与他的现代都市情调截然相反的忧伤的传统情结。他的小说对传统家园的向往到对现代都市的否定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他对人生的焦虑体验。他作品中的人物 ,大多生于都市长于都市 ,他们都深深沉浸在都市的奢侈里 ,心底深处仍珍藏着对乡土田园的向往。正因为作家和那些都市人感到自己正处于一个自身无法控制的敌对冷酷的世界 ,才要到远离都市的乡村、田园、传统的梦境中寻觅。穆时英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追术上也流露出向传统复归的倾向。号称“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醉心于从都…     

《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艺术特色

<正> 沙汀小说的创作题材,几乎全是源于四川农村的封建社会,以茶馆、小城镇、农村小学、山沟、乡村为背景,激烈地抨击旧中国的鬼蜮世界。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多是地主流氓、土豪劣绅、国民党的小官吏、保长等反面人物。发表于一九四○年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突出地代表了他的这个创作特色,从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短篇佳作之一。一九四○年,正是根据地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抗战的时刻。此时,广泛动员人民参军抗战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蒋介石反动     

人生仪式与审美还原——论20世纪中国小说的仪式化审美范式

仪式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20世纪中国小说将人生仪式加以审美还原,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范式。五四小说是一种民族启蒙与巫教仪式的审美范式,作家们通过巫教仪式的还原手法表达了民族启蒙的审美目的。土改小说是一种斗争理想与革命仪式的审美范式,具有从传统巫教仪式转向阶级斗争仪式,从宗教信仰转向革命理想信仰的鲜明特征。寻根小说是一种文化重建与世俗仪式的审美范式,作家们通过对古朴凝滞的世俗礼仪的还原式描写,努力探寻民族文化重建的途径,把小说推向了一个更为丰厚的审美文化场。     

对余华小说一种存在哲学的解读

余华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愤怒和冷默的作家”① 的独特风格 ,批评界也对他“好像迷恋上了暴力”② 表现出迷惑和不解。余华自己的解释也让读者满头雾水 ,因为余华自己承认 :“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③ 如果抛开作家和批评家的指引 ,到哲学家那里寻找一种理解的可能性 ,会出现柳暗花明、别有洞天的情形 ,也未可知。一、他人的死亡与我的死亡　　在《活着》这部被余华自己称为“高尚的作品”④ 的小说里 ,余华为我们展示了半个多世纪里一个地主少爷经历的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这部小说如果用“死着”来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