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在明清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运道迁移与城镇兴衰——明代泇河开凿与徐州地方经济兴衰初探

在明清时期为避开日益严重的黄河水患而开挖的几条新运道中,以泇河的开凿最为曲折,同时对徐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最为显著,泇河开凿后的徐州地方经济由繁荣逐渐走向了衰落,运河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代徐州地方经济发展的兴衰。     

明代徐州段运河河道整治与漕运管理述略

漕运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在明代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运河徐州段在整个南北漕运中位置的重要性,明代政府极为重视对徐州段运河河道和漕运的管理,除了治理险段、开凿新河道外,还设置众多漕运机构进行管理,在保证南北漕运的安全畅通的同时,对徐州城市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漕运与淮安

明清以后,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成为水路交通运输的主干线,漕运在国家财政税收中的地位日益彰显。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其兴衰与漕运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洳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河道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部分运道借用黄河,黄运关系十分密切。从明朝中期开始,由于黄河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黄运,明清黄黄黄徐州黄黄黄黄黄黄黄黄开黄黄黄黄黄河黄黄河黄中河等几条黄运道。运河河道黄变迁对明清时期徐州黄黄黄黄黄黄黄农业生产黄商品经济黄社会秩序都产生黄重要而深远黄影响。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灾荒与荒政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害过后往往引发饥荒,给地方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救荒因而成为当时国家和徐州地方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灾荒发生后,明清国家和徐州地方政府采取蠲免和赈济等众多荒政措施积极应对灾荒,在减少灾荒造成的损失和维系地方民生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其中的方法和手段值得我们借鉴。     

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2012）

作为明清封建王朝重要的交通和经济命脉,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十年来有关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研究视野和领域有所拓宽,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呈现出由研究运河及漕运的宏观、整体情况向具体区域或单个城市转移的趋势,但区域研究不平衡的现象仍很突出。     

明代首任漕运总兵官——陈瑄

明清时期是漕运高度发展、制度渐趋完备的时期,而对明代漕运贡献最大者当属陈王宣.陈以武将出身,总董漕运三十余年,为第一任漕运总兵官.他在任期间所做的通河、凿渠、运粮、建仓、置舍等工作,奠定了明清漕运的基石.     

明清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河北泊头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运河漕运发展的最高峰,在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在沿运一线出现了诸多像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其中河北泊头虽仅为镇建置,但却是河政中心、漕运码头、商业基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均带有贯通南北的运河特色,深刻凸显了明清漕运对运河区域社会的影响。     

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藩王护卫军是明代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与藩王护卫军关系密切，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既体现了漕运卫所与藩王护卫的复杂关系及漕运卫所的特质，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策略动向。同时，将藩王护卫军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     

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明清中国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商品贸易交流日益增多,社会经济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给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但商品经济与明清民族经济的有益互动,势必受到明清社会自然经济大环境的干扰,进而影响了各民族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变迁。     

明清德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变迁

德州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岸的重要城镇,在永乐时就是全国最大的三十三个商业城市之一,与当时的北京、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齐名。由运河漕运与交通而引发的德州政治、经济、商贸、文化的发展,影响了城市的进步及变迁。德州由军事化防御城市向商贸型城市的转变,也体现了大运河综合性功能的发挥。而卫所、仓储、税关等国家政治性机构的设立,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徐州户部山崔氏家族考略

族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结合相关文献,系统梳理了徐州户部山崔氏家族谱系,丰富了以崔焘为中心的崔氏族人的事迹,校正了某些正史、方志的讹误,不仅为正在修缮中的崔家大院的原貌恢复提供参照信息,更为进一步研究明清徐州地域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提供可信的资料。     

运河水柜——南四湖与北五湖的历史与变迁

运河水柜是保证运河畅通的关键环节。运河沿岸的重要水柜北五湖与南四湖的形成历史与变迁过程大致为：北五湖是古大野泽、梁山泊的遗迹,为黄河改道淤塞古湖泊而形成,于元朝伴随着运河漕运兴起疏浚而成为水柜,清末因运河废弛、佃民开垦而消亡;南四湖乃是地质沉陷加上黄河洪水壅塞扩张、合并而形成,在宋朝被作为水柜以济运,明清时期在围湖造田与黄河洪水侵袭中不断地变迁。南四湖与北五湖的变迁对运河航运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北五湖的消失直接限制了京杭大运河会通河段的复航。南四湖与北五湖的历史与变迁研究对未来运河的全线通航规划具有积极意义。     

“通漕”与“变漕”——明清漕运法规变革研究

明清时期漕运关涉国家命脉,为保障漕运而制定的各项漕运法规也因此较为严格。明清易帜,漕运之制虽大多被相沿承袭,但有关法规如选补官丁、回空限例、运漕脚价、沿途攒运、船帮额数、扣追欠款等却发生了部分变化,总体呈现愈加细密、严厉的特点。这些应时之变,既是明清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立法与执法之间的矛盾。     

中原戏曲文化与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之盛衰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四大年画基地之一,明清之际走向兴盛,朱仙镇曾一度成为中原年画与商业贸易中心,也是地方艺术中心。但近代以来朱仙镇木版年画深度衰落,如今成了被"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兴衰的原因学术界十分关注。本文认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盛衰史与中原戏曲艺术文化的盛衰有直接关联,是在戏曲文化与其他因素综合影响下所致,展现了民间艺术与地方文化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小议康乾时期治河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黄河夺淮入海后,清口一带成了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的关键点和枢纽。清统治者和河臣要考虑的只有三个方面的因素：漕运、上河地区和下河淮扬等州县。当然对清朝统治者来说,漕运是最重要的。在漕运和地方利益这两重关系下对清朝这一时期治河活动的研究可以管窥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博弈。     

明清分家阄书所见徽州典商述论

分家阄书是研究徽州典商的重要史料。从存世的徽州典商分家阄书看,徽州典商主要活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属大资本商人,身份复杂多重;徽州典商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商业资本,典商的兴衰是徽商兴衰和明清金融市场变迁的共同结果,并非咸同兵燹所导致;徽州典商多采取分产不分业的分家方式,这种分家方式是徽商激励机制之一。     

晚清浙江茶叶市场与厘金征收

太平天国战后,浙江茶叶市场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张的过程。与此同时,对于茶叶厘金的征收也有了一系列特殊安排,使厘卡的设置和征收职责尽可能与其产地和流通路线相一致。虽然征收效率差强人意,但这种细化的制度安排仍然为我们再现近代地方商品市场的结构和扩张提供了清晰素材。不仅如此,厘金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已通过商人的利害选择而间接影响到了商路的变迁和区域贸易的兴衰,从而内化为地方商品市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