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伊藤博文在近代中日关系格局形成中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打破了江户时代以来二百余年的“锁国”局面 ,逐渐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纵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整个近代历史 ,其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 ,即“称霸亚洲”,把本国近代化的成功建筑在了牺牲亚洲邻国利益的基础上。　　本文主要分析伊藤博文的中国观和对中国的政策。伊藤博文是日本近代头号政治家 ,四任首相 ,参与了明治时期所有对中国的政策制定 ,是明治政府称霸亚洲政策的直接策划者和实践者。通过对他的分析 ,可以明确日本在对中国政策上所实行的长期的、一贯的、有计划的侵略立场 ,这一立场还决定了近代中日关系非…     

论亚当·斯密往来书信中有关《国富论》的成书过程

《国富论》作为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是亚当·斯密耗费了近25年时间完成的。关于本书多次修订的情况,在其与朋友来往书信中有一定的论述。本文通过对这些书信的梳理和解读,就写作中的有关情况、朋友的态度及作者本人的行为进行了描述,当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斯密本人及《国富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进退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然而,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鸿章的教育主张与实践

本文论述了李鸿章创办新式学堂、改革科举制度、推动近代留学事业的教育主张和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鸿章与俾斯麦的缘分

中国一些史学家最近在整理清朝史料,这引起了德国汉学家的重视。德国史学界对李鸿章当年访问德国,以往着墨不多,现在从俾斯麦私人档案库里找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     

袁世凯与李鸿章：骂得狗血喷头的铁哥们

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在朝鲜做知事无可为,随后便托辞返回国内。回津之后,李鸿章以袁世凯人才可用,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但袁世凯并不想从事后勤工作,因而在工作之余又背着李鸿章在京中托人找关系,另谋出路.     

恩格斯晚年的有关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

恩格斯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本源的基础上,针对当时的新情况,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全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既反对了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又反对了历史观上的形而上学,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为详尽的阐述",这是恩格斯伟大的历史功绩.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信礼仪的社会影响

书信礼仪是人们在长期通信实践中形成而且必须遵守的礼仪规范.书信礼仪自从形成一整套系统以后,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形成系统以前不可比拟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由于空间、等级、情感、思想等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其次,它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最后,它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明代中朝边疆地带与两国的使行往来

作为明代中朝边疆地带的辽东都司与平安道地方,与两国的使行往来关涉甚密,无论是对使团的支应接待,还是对使团的输运护送,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两国使行往来的顺利成行进而实现两国宗藩关系的长期融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由于明朝与朝鲜宗藩之间尊卑有别地位不对等,反映在辽东与平安道地方同使行往来的关涉上也有差异,即辽东地方对朝鲜使团的协助体现的是一种上对下的字小优礼行为,而平安道地方对明朝使团的供给接待则体现的是一种下对上的事大尊奉行为。此外,使团在边疆地带从事的诸种政治外交以及经济文化活动,为边疆社会带来了诸多的新变化,在有效促进边疆开发的同时,也丰富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形式与内容。     

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官员“礼上往来”的法律规制为例

“礼尚往来”是我国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美德,而我国诸多贪官常借人情往来之名而行腐败交易之实.为此有必要引入“礼上往来”的概念予以辨析与矫正,在解析官员礼上往来行为走向性质的基础上,梳理和借鉴美国规制官员收送礼品行为的法律经验,完善我国对官员礼上往来行为的法律规制,竖立人情与腐败之间的法律界碑以厘清人情与腐败的界线,从而达致更为有效治理腐败的目的.     

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钓鱼岛之再考

中国古代文献与琉球权威史书均证明,钓鱼岛及其相关海上航线是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并利用的。中国隋朝的相关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明朝初年,中国与琉球国建立册封与朝贡关系后,钓鱼岛就由中方巡航、利用和有效占有。《顺风相送》一书的记载很可能与郑和奉命赴东洋、下西洋的两洋航海有关,其最终成书时间并不影响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的确凿事实。琉球国大学者程顺则于1798年撰著的《指南广义》也清楚、详细地就此作出记载。即便按照日本有关国际法先占原则的解释,最早有效占有钓鱼岛的也是中国,钓鱼岛从来不是所谓的"无主地"。     

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是发展友好合作,还是竞相寻求战略优势压倒对方,将关系到整个东亚的稳定与和平以及一体化进程。东亚地区合作的浪潮给中日两国提供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21世纪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     

历史的回顾与启示——中日关系(1972-1992)

1972— 1 992年的中日关系在中国方面获得了高度评价 ,尽管此时的两国关系出现磨擦和冲突 ,但毕竟是支流。文章最后对中日关系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徜徉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

进入了2 0 0 5年的中日关系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日之间能否在今天实现睦邻友好,取决于历史问题的正确定位。任何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必然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不忘战争创伤的目的,在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不是向日本复仇。日本试图成为“远东的英国”,做美国在亚洲的最亲密盟友。模仿英国在国际关系上走钢丝,恐怕会落得无路可退。中日关系的总体性倾向是走向一种“非敌非友”的相邻大国关系,或曰“竞争性伙伴”关系。     

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政策与中日关系

冷战后日本的安全利益和日本对其安全形势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 ,进而形成了以三个支柱为核心的安全政策 ,即强化日美安保体制 ,增强防卫力量 ,以及推动安全对话与防卫交流。这种变化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多种影响。为限制其中的消极影响 ,作者提出一系列建议     

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发展中的日本与中国的FTA竞争

近年来,东亚地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加速发展,但拥有巨大合作潜力的中国和日本在探讨自由贸易协定区方面却出现了相反的势头,日本不仅回避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在东亚地区与中国展开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竞争,而且在中日关系不和谐的情况下继续制造矛盾。实际上,这些现象是日本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因可以从日本外交政策中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论日本政党体制与中日关系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竞选胜出并开始了执政之路.民主党的执政,打破了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局面.这一重大变化,使日本政党体制的复杂性逐步显现,日本具体是朝两党制、多党制发展,还是向一党独大制发展,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本文认为,民主党执政对日本内政外交产生重大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如何合理研判日本的政治走向,理性应对中日之间的分歧,成为今后处理中日关系的重点.     

论文化交流与中日关系

文化交流是加深中日两国之间互相理解和信任的重要渠道 ,是沟通中日两国人民心灵和感情的友谊桥梁 ,是建立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坚实基础。它往往能起到国际关系中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所不能取代的深层次的作用和效果。作者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观点 ,从八个方面进行了简要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