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本真与行旅的回味——谈綦国瑞的散文

胶东作家綦国瑞的散文创作成就突出,最有价值的有两类.一类是自我生活书写.这类散文不仅显露了作家的个性,而且散发着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包涵着丰富的时代气息.这种自我书写的散文向度也代表了新时期胶东散文以及全国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另一类是纪游之作,其山水游记以工笔细画的功力穷尽大自然的天成之美,复原生命的自然本性;其人文游记流露着作者的爱国情怀、平民意识与文化观念.     

集体记忆的多元书写——明季野史笔记中的朱元璋形象建构

明初以来,朱元璋形象塑造成了野史笔记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史学观局限,其时文人书写朱元璋既有历史实录,亦有动辄以天命来书写朱元璋的符瑞不经之说,其中的谀颂书写前代历史典籍中对英雄帝王的书写毫无二致.随着时代的演进,朱元璋形象在明中后期文人笔下更为丰富,忮刻残忍等反英雄形象的一面不断书写,反映出朱元璋集体记忆的褒贬取向呈多元化发展.     

论台湾作家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郭沫若的惊叹、茅盾的批判、“新感觉派”的焦虑、张爱玲的热爱、沈从文的厌恶,几乎奠定了中国文学中的都市情感指向。但台湾著名新生代作家林耀德在其散文书写中,提供了对普遍性“都市”介于“亲”与“不亲”之间的情感态度。借用已有都市书写中的“废墟”意象,将都市处理为“迷宫”意象系统,是林耀德都市散文的又一历史贡献。大量书写、思考都市这一“钢铁蝴蝶”的生命性、有机人格力量,令林耀德成为当代华文都市散文真正的领军人物。     

论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和他者重构——以自寓植物诗及历代评价为中心

自我书写是一种表现内心情感的外化形式,他者重构是一种反映文士形象的评价方式.王安石以文学成就彪炳千古,更以政治改革的标新与思想学说的立异而影响深远.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是王安石对自己生命境遇的思索;王安石文士形象的他者重构,是他人对王安石生命价值的认定.文章借助王安石文士形象的自我书写与他者重构,从主客双体、历代多朝进行对比分析的视角,剖析出更加真实而生动的王安石文士形象.     

《甘地自传》中的自我形塑及其成因探究

甘地虽举世知名,其形象却复杂多面,《甘地自传》因而成为探究甘地自我形象的极佳文本。甘地写作自传的缘起和其对自传体裁的选用,都体现出他对自我形象塑造的自觉性。甘地在自传中借不同的人生之“耻”突出了其“世俗之我”的形象,及由此向“圣人之我”形象转变的自传书写策略。此外,这一转变亦具有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意义。     

风景感知与视角：李娟散文中的阿勒泰风景记忆

非虚构散文代表作家李娟散文中的阿勒泰风景书写现象值得关注。该文通过细读李娟非虚构散文《羊道三部曲》《冬牧场》《遥远的向日葵地》和《阿勒泰的角落》,结合其中阿勒泰风景的描写,发现其创作坚持表现劳动人民日常生活风景及荒野风景记忆,创造出阿勒泰地方形象。这其中,李娟运用外在人与内在人视角发现阿勒泰风景,创作由荒野美学向日常生活美学转变,建构阿勒泰地方形象内在性,表达呈现阿勒泰风景记忆,实现心灵与情感的建构,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创作原则。     

生命轮回与文化传承——散文集《春天的十二条河流》内蕴

熊育群散文集《春天的十二条河流》带有浓重的生命意识和巫楚文化特色,其多重存在的"河流"意象晕染出生命与文化的"水气",古老"招魂"曲的神秘吟唱与古罗子国的艰难探寻渗透出生命与文化的"巫气",抒情主体的自我成长和文化传承体现出作者散文创作"小中见大"的"灵气"。作者把散文的真实情思贯穿在自然风物与人文历史之中合而为一,在极具作者情韵与个性的独特书写中彰显了当代散文的生命与价值。     

边地书写中的媒介期待与个体自省——论李娟的散文创作

李娟的散文创作是新世纪边地书写的重要一翼,在关于走出与返家、流动与稳定、游牧与耕种、乡邻与家人等关系的状写中触及了边地生活的本质,引发了一种关于阿勒泰的文学效应。李娟秉持的"介入"姿态恰好符合近年来散文界倡导的"在场主义""非虚构写作"等价值取向,也获得了重要媒体的青睐,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其文学影响力。在走向外界的同时,李娟也在深沉炽烈地忆述自家过往的生活,以回到自我的情感抒发方式打破了被命名的局限。这使她在描绘边地的大背景中找到了可扎根之处,更好地遵循自我内心进行创作。     

历史追寻与生命对话的审美融合——论新时期西部散文的历史文化意蕴

西部历史文化散文以阅读、行走、想象为追寻方式,以人与城为主要追寻对象,以情感与理性的交流为对话途径,既展现了西部丰富的历史文化,又传达出西部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是西部散文家历史追寻与生命对话的审美融合,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饱满的西部抒情者形象、苍茫的西部历史意象、独特的西部抒情话语,构成西部历史文化散文的美学特征。     

熊著《张居正》重塑"帝王师"形象的人类学限度

历史存在具有丰富的意义空间,演述历史则成为意义空间敞开的必然过程,人们由此获取人类经验的重新理解,生命也相应得到多维阐发.熊召政著<张居正>以"帝王师形象"小说历史,穿越明代史的经验重建自己对一代首辅的经验理解,并在张居正的生命阐发中抵达了历史及其演述的人类学限度,也在这一限度的可能性中完成了"帝王师形象"的重塑:以对话授言的叙事模式辅展形象、以巧设言路、微言大义、忠、情并举的个性选择细化形象,刻画出张居正以才辅政、勇担公义的帝王师形象,巧言、微言、忠言三个层次构成熊著张居正形象的奠基方式,而其文学结构的核心则为君臣之对,诗意与史性皆由此生.     

从书写工具的变迁回看当下的生命意义

不同的书写方式影响了人们不同的生命体悟。传统书写有一种考古学的意义,物质性要素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的电子书写则打上了人类学的印记,在这里展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图像。前者彰显了生命的充盈,后者则暴露了生命被扁平化的危险。我们从书写方式的变革中看出了人类命运的未知。     

从"守望"到"漂泊"的女性书写--兼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漂泊意识

漂泊母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十分繁盛,相对于漂泊母题的男性书写,女性漂泊书写具有其独特性首先它缺乏象男性漂泊那样古老的文化历史传统;其次,它的产生建立在传统女性书写中"守望"结构的坍塌之上.因此女性漂泊意识具有自身的特质.本文阐述从"守望"到"漂泊"的中国文学女性形象书写的结构变异,并试图以萧红的文学创作为参照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女性漂泊书写的一些特质.     

“母亲神话”的解构——论萧红对母亲形象的书写

针对目前学界对萧红有关母亲形象书写的研究仅停留在萧红对母亲的直面丑化层面上,并将萧红对母亲形象的丑化描写与其童年母爱的缺失联系起来,缺乏全面性与深刻性了解的现状,认为萧红主要从母亲形象的越轨性书写,女性的悲剧意识和女性社会角色的转变3个方面,共同完成了对＂母亲神话＂的解构,具体表现为对母亲形象的直面丑化、对儿童形象不同常规的塑造和对女性生育的颠覆性书写。通过对母亲形象的消解,反映出萧红自身女性意识的自审性和反思性,它最终实现了萧红独立、自主、坚毅人格的自我重建。     

从芭蕉图像看佛教艺术与文人情结

本文以南宋陆信忠《十六罗汉图》中的芭蕉湖石与芭蕉为纸的两个图像为引,分三个侧面论述芭蕉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意义传递,以及这种传递过程中所展现的佛教寓意与文人情怀、文字与图像的互动关系。芭蕉湖石和芭蕉为纸书的典故,经由佛典的隐喻转入文人书写,最终回归到佛教题材的《十六罗汉图》的图像中,在这一流传的脉络中,芭蕉的意义被复制、更变和选择,但不变的,是文人对于生命真义的诉求。     

行进中的家园书写——加勒比流散文学的变迁研究

家园书写是流散文学创作亘古不变的主题。作为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加勒比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因此,其文学中的家园书写在全球化流散背景下极具前瞻性意义。加勒比文学中的家园书写形成过程经历了较长历史时期的变迁,时间跨度约四百年,前后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真实的家园再现为特点的殖民书写、以真实与想象混杂中的家园镜像为特点的后殖民书写和以想象中的家园梦想为特点的流散写作等。     

虚实相间 相得益彰——试论赛珍珠小说创作策略

赛珍珠＂中国意象＂的书写方式始终游离于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就其真实性而言,赛氏笔下的＂中国意象＂书写是其以亲历者身份审视传统与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果;而就其虚构性来看,这种书写却又不断增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的重要地位。赛氏的＂中国意象＂书写让读者游走在真实与虚构、宏观与微观、严肃与想象的小说叙事之中。这种叙事方式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位世界公民所坚持的多元对话和沟通思想,并能从中体会她对中国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切关注。     

简论诗歌意象的生成

意象是一个至今仍活跃在诗歌理论与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为了进一步明晰意象概念,以利于人们更规范方便地使用,须探讨其生成机制。意象的生成方式从心与物沟通成意象-定型-传达-心与物还原这一循环看,是一种类似圆,围绕着这个圆,存在着作者意象、本文意象、读者意象三个连续性的活动阶段,并尝试从视觉、想像、赋情、传达四个方面,描述出意象生成的“美学空间”。     

寂静的声音:论妇女写作的意义——以狄金森自然诗歌中的蜜蜂形象为例

如果以西苏《美杜莎的笑声》所论述的妇女写作为切入点,分析狄金森诗歌中蜜蜂形象三个层次,可见妇女写作对于传统写作和权威历史的反叛——妇女写作从传统写作历史中获得解放,自发性走向自觉性,写作代表自身所在群体发声和促进相互理解。     

乡土、革命与“大地”的芬芳——评陶少鸿长篇小说《大地芬芳》

《大地芬芳》是湖南作家陶少鸿背离了潮流性的写作方式而成就的一部大作品。作品抛弃了各种理念的束缚和缠绕,也没有采用过多繁复的技巧,以最接近小说原初本质的方式书写了一系列好看的人生故事;在这些故事的铺陈与展开中,土地与革命,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带着他们各自的丰富性甚至是矛盾性,如其所是地存在着,一个坚实的非常富有质感的大地也就在文本中铺展了开来。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当下乡土小说中非常稀缺的乡土风景的描写,这些风景中蕴含的饱满生命气息和宁静动感,构成了坚实大地上流转不息的芬芳,整部小说具有了一种既厚重又灵动的奇妙韵味。     

“赤壁”赋图的文本书写及其意义

在中国辞赋史与绘画史上,由苏轼创作的前、后《赤壁赋》占驻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出现了大量的辞赋文本与图像文本的拟效作品,而且是历史图绘赋文作品数之最。“赤壁”作为赋与图的“母题”,其摹仿作品的图像与语象又呈现出相异与相同,这决定于读赋与读图有着不同的视角,因为图像对语象再现的共同点在物象的展示,其不同又在于时间性与空间性的差异,其中作者的选择与需要,自然成为艺术史的一个聚焦点。从绘画史来看,这标志了文人画与山水画的成熟,从辞赋史来看,又表现出文人赋由写物到写意的变迁,其间的趋同性,正是“赤壁”赋图凸显的意义所在,而通过赋作与画作对“赤壁”情境的追摹与创造,又可于中探寻赋与图的异同及其书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