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文化治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逻辑与路径

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实践与理论领域关注。反思当前教育扶贫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强"政策依赖性、"窄"教育扶贫内容、"工具化"教育扶贫目标等现状,以致于过分关注"扶教育之贫",而忽视了"依靠教育扶贫"的整体目标实现。文化作为教育的上位概念,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教育扶贫工作必须关注文化的存在,且教育作为文化核心承载要素,文化治理逻辑符合教育扶贫要义,能够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可通过对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治理,从观念、能力、行动方面,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贫困群体实现"要我脱贫"—"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会脱贫"的转变,这既是对扶贫过程的关注,也是对扶贫效果的重视,最终通过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以文促建等路径,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双赢局面。     

精准扶贫背景下光伏扶贫问题研究

精准扶贫是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光伏扶贫是在贫困地区开展精准脱贫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有益尝试。在实践推广中,要理解光伏扶贫的时代渊源和新内涵,理顺光伏扶贫的政策设计和运行机制,针对现实困境,坚持精准脱贫、遵循因地制宜、加强统筹规划,通过做好精准识别、鼓励和支持创新、积极开展"光伏+"应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等路径来提高光伏扶贫的扶贫效率。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精准扶贫与动员型治理:基层政权的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后果——以滇南M县“扶贫攻坚”工作为个案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推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贫困治理行动。目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消除贫困人口的压力之下,全国各地扶贫攻坚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通过考察西南某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治理实践,发现基层政权在进行贫困治理的过程之中采用了将贫困标准问题化、把扶贫上升成为"中心工作"以及目标责任制与运动式治理相结合等治理策略。这种动员型贫困治理策略,一方面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量资源和项目投入到扶贫领域,改善了贫困村的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扶贫致贫"、"精英捕获"、"碎片化治理"等一系列意外的后果。所以在今后的扶贫治理过程之中,地方政府要加快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变,实现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     

论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内容与途径

扶贫先扶智,面向贫困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需要相应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行动。当前我国贫困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存在规模大、数量多,科技与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较落后,人力资源开发滞后,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差距较大等多方面问题。适应精准扶贫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包括面向贫困农村人口的智能开发、技能训练、现代职业精神与劳动态度培养、身心健康教育、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引导等。精准扶贫应注重形成全面布局与总体规划机制、内容与实施统筹推进机制以及组织与投入机制。推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包括强化基础教育发展、构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健全开发配套机制。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精准脱贫战略的社会性别审视

精准脱贫是中国消除贫困的顶层战略设计。妇女是贫困的主要群体之一,妇女脱贫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将社会性别引入贫困问题,建立对精准脱贫的社会性别审视,有助于拓展并深化其学理内涵,巩固并加强其施策成效。妇女与贫困深度联结,在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从添加妇女和妇女问题深化至构建性别敏感的脱贫战略,可以准确研判妇女致贫原因,建立确保防止妇女返贫的长效机制。就战略层面而言,将社会性别作为精准脱贫的一个必要考量,可以深入把握“精准脱贫”的确切内涵;就策略层面而言,需要针对妇女脱贫的特殊性,使性别意识融入战略原则和施策路径制定当中。     

精准扶贫的实践 ——基于布尔迪厄实践逻辑理论

我国的扶贫开发长期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这种“漫灌输血”式粗放扶贫导致贫困人口脱贫缺乏持久性。通过对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资本、习性、场域三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基于资本、习性和场域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安徽省无为县指导开展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精准扶贫实践,即精准扶贫实践=(贫困户资本×贫困户习性)+相关场域,为精准扶贫实践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     

区块链在精准扶贫脱贫中应用研究

精准扶贫到了脱贫攻坚决胜阶段,在分析了现阶段精准扶贫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区块链的技术特点来研究区块链与精准扶贫脱贫融合应用的可行性,通过精准扶贫和区块链的适应性特点,设计构建了基础层、业务层和治理层,进行了创新性融合区块链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综合平台体系。同时对区块链与脱贫后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深度融合发展趋势和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接融合应用进行了展望。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传统贫困观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及应对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贫困问题的态度是存在矛盾的:既有儒家“富而教之”的反贫困理论,也存在道家及法家思想对于贫困有意无意间的“制造”。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以及长期小农经济下的物质贫困,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脱贫攻坚中的阻碍因素。精准扶贫,既需要汲取传统反贫困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更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积极探索完善基层文化建设新模式。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循证实践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应用

肇始于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方法因其科学性与有效性,经过多年发展已渗透到诸多社会科学领域。我国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后,其边际效益逐渐下降。由于循证实践方法与精准扶贫的精神相契合,故将精准扶贫引入循证实践框架进行研究。结合循证实践的一般原则与程序,对循证精准扶贫机制进行了理论设计,并对将循证实践方法在当前基层精准扶贫实践中应用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循证实践方法有助于提升扶贫工作精准度,为保证精准减贫攻坚阶段的减贫效果提供了新的科学工具,是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手段的创新。最后提出积极构建精准扶贫数据库、制定有关精准扶贫领域的证据标准、重视贫困人口意愿与价值,构建专门扶贫人才队伍,赋予基层扶贫工作人员扶贫方法创新空间等手段推进循证实践方法在基层精准扶贫中的应用。     

电子商务与信息扶贫:互联网时代 扶贫工作的新特点

通过论述近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主流化的趋势,尤其在县域电子商务和涉农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扶贫工作所具有的新特点,即以信息扶贫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助力扶贫工作的新型扶贫方式被更多的区域和主体所采用。鉴于此,主管部门应该把信息扶贫纳入到国家扶贫工作体系中,各地应发挥好电子商务在产业引导和金融扶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还需要夯实与电子商务扶贫相关的基础设施。     

精准扶贫的实践偏离与基层治理困局

以西南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精准扶贫实践的偏离问题,并从基层治理的角度对偏离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从精准识别来看,横截面识别、标准化、僵化的指标与村民生活的动态变化、村庄现实的不规则性以及村庄道义相偏离;而在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偏离主要表现为扶贫资源投入的内卷化和人力投入的内卷化。研究从基层治理的角度阐释了精准扶贫实践偏离的原因。在村庄层面,精准识别的“去政治化”,即未能形成对大多数村民的政治动员,是导致实践偏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县、乡层面,精准扶贫实践中“行政吸纳政治”的逻辑也是实践偏离的影响因素,以专业化、标准化为特征的技术治理、将“树典型”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事本主义逻辑,都是构成精准扶贫内卷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