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民国文学教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诞生,因“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而逐步走向深化.目前学界对民国文学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大学文化”“学科教育”“教育文化”与“教育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民国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尽管民国文学教育研究在“实体内容”和“制度形式”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是由于民国教育体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质性,加之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障碍,如何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来处理民国文学教育研究的“中心”和“边界”问题、“文学”与“史学”问题,成为民国文学教育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国之际“文笔之辨”及其文学史意义

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既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亦与骈文和散文之争的文学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一批学者以北京大学为阵地，对“文”与“笔”范围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六朝文论的复归。从文学史上看，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在为骈体文寻求正统地位的同时，客观上也张扬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总之，民国之际学者们有关“文笔之辨”的理论总结和创作性的阐释，使得清末民初成为了“文笔之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义重释:民国文论体系话语的重要趋向

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负载着民国学人的历史想象与现实担当,砸破以往即兴体悟式的“私人话语”形态,在全面审视历史与时代的潮流中抒写社会的“公共话语”,发掘民族文化自信,民国文论展现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恢宏气象。民国学人兼顾中西、古今文论的各自特质,确立文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视角、探索可行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将错综复杂的民国文论现象纳入到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平台,展示民国文论继往开来的文化特质,它可以逐层解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缠夹日久的学术命题,深远探究文论体系话语言说的基本规律。运用民国史视野来发掘民国文论资源,探究体系话语的言说模式与表达策略,具有范式重构和意义重释的色彩。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民国通俗小说：“俗”的壁垒与现代性的困扰

一民国通俗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长时间以来没有地位,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便处于被遮蔽、被排斥甚至被否定的境遇。但是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五四”新文学家们口诛笔伐的“鸳鸯蝴蝶派”在20世纪20年代却并     

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民国机制”与现代游记的“社会相”

从“民国机制”的角度考察现代游记的“社会相”,主要立足于民国历史场域与文学风貌的恰切同构:“社会相”的生成与民国时期旅行之风的兴盛、“风景”的社会化、近代交通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宪政理想与现实时局的矛盾,触发现代游记的社会关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批判倾向;而民国疆域的破碎性,则使现代游记的“社会相”涵容着不同的空间体验和价值取向;此外,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所营造的“车厢社会”,成为了游记作者管窥现实社会的“西洋镜”。     

民国文学史特点研究

作者运用比较研究法,把民国文学史置于中国历史空间,与过往朝代尤其是隋朝文学予以对比,缕析如文中所示的特点,为完整的民国文学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研究添砖,其终极目的在于科学地建树完美的中国文学体系.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论市场竞争法通则的创制——以确认、设定和保护市场竞争力权为核心

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交易竞争型经济。竞争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有竞争法的局限性,导致了竞争法制的不统一和调整市场竞争关系社会效果不显著,因此需要制定一部规制市场竞争行为的基本法律——市场竞争法通则,以解决当前市场竞争中存在的问题。市场竞争法通则以确认设定和保护市场竞争力权为核心,并贯彻市场竞争力自由发展、市场竞争自由和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     

上海早期旅业公会探析

本文以《申报》所载近代上海旅业公会资料为主体,同时查阅其他工商行业组织的资料,通过翔实的史料对近代上海早期旅业同业公会的成立时间、具体名称、性质、形成途径和原因及社会作用等情况进行考证和分析,揭示出上海早期旅业同业公会的产生是社会形势及旅业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传统与现代因素兼有的二元结合体,近代上海旅业同业组织从无到有,旅业由分散走向联合,旅业从业者主体性逐渐增强,思想渐趋近代化,这一历程与近代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行业组织自身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与整个近代社会组织形态的成熟密切相关,同时也体现出上海旅业近代化历程中的若干特点,显示出不同的行业组织向新式同业公会的转变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深入研究提供实证案例。     

论留美归国学人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

留美归国学人在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比重。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与中国留美归国学人密切相关。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崛起和扬名天下,则是留美归国外交家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进行外交努力的结果。抗日战争时期,留美归国外交家积极推行国民政府的"抗日外交"和"大国外交",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使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达到其发展史上的顶峰。研讨留美归国学人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关系,可以深切感受中美文化交流对于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形成及中国与世界的接轨,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从古德诺的两篇英文文章看其真实思想

本文根据古德诺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的两篇英文文章,即《中华民国的议会》和《中国的改革》,发现主张言论自由、实行法治与科学精神的古德诺,其基本政治态度还是指向民主,而非专制。     

从余绍宋看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

民国时代的志书,无论在义旨、体例、内容还是编纂手法上,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文章拟就饮誉民国的方志学家余绍宋的方志观作一探讨,窥探民国志家与时俱进的方志编纂思想及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权威的章氏之说的继承和超越。     

民国舆论界论“知识分子”——以中间派刊物为主要研究对象

"五四"以后,由于文化价值系统被打破、知识分子出现过剩现象以及不能在抗战时期上前线作战三个原因,使得舆论界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在民国时期中间派知识分子所办刊物中,民国舆论界大都认为"知识分子"都是有罪于国家和人民的。为寻找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转变和出路,舆论界在民国时期就喊出了"到人民当中去"的口号。民国舆论界认为知识分子到"人民"当中寻找出路的主张,直接为1949年中共建政后一系列知识分子政策的顺利推行做好了自身准备。     

民国时期湘西匪患成因分析

民国时期湘西匪患严重 ,由最初打家劫舍的散匪逐渐演变为具有一定武装力量和政治势力的股匪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形成了“湘西多匪”的思维定势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原因     

民国小区域流通货币研讨会综述

民国小区域流通货币研讨会于2008年7月28日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主要就民国小区域货币的定名问题和《县地方纸币卷》的编辑问题进行了研讨。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考察的研究

中华民国建立的短短几十年中,甘南藏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有众多的学者在这里长期工作和从事考察活动,并留下许多藏学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在把这里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边疆建设问题的注意。所以,研究各个阶段参与的人物、考察内容以及考察成果,简单地分析评价这些考察活动,并总结他们的共性和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必要的。     

民国时期对新疆屯垦问题的认识

自西汉时期开始,中央王朝在新疆组织的屯垦延续了两千多年,通过屯垦活动,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民国时期,出于国防安全以及经济开发的需要,一些学者提出了在新疆开展屯垦的建议,也有一些人从气候环境、民族关系等角度提出了新疆屯垦所面临的一些困难,更有学者规划了在新疆开展屯垦的具体步骤。不少认识较为深刻,对于今天不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