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的重构——以“非交互式”网络传播为视角

在我国著作权法财产权利体系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都是控制在不转移作品中的有形物质载体的所有权或占有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远程传播作品的行为。二者结合原本应当覆盖经由一切技术手段进行的"交互式"和"非交互式"远程传播行为,但是,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上,二者的衔接却存在着缺陷。这种缺陷使得"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无法对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列举的各项财产权利进行调整。司法实践中,适用兜底条款进行规制的做法本身存在严重弊端,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对上述两项专有权利进行重构。在可能的三种选择方案中,扩张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权"的定义使其能够控制各种"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是最佳方案。     

传播录音制品获酬权条款研究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5条为录音制作者规定的"传播录音制品获酬权"并不属于法定许可机制下的获酬权.第45条中的"有线或者无线公开传播"是指通过广播、有线电缆或互联网等媒介将录音制品的内容向不在现场的公众传输,但不包括交互式传播,因为对于交互式传播,录音制作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这项专有权利,与第45条无关.第45条中的...     

网络音乐非交互式传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前，以非交互式方式传播网络音乐的行为处于权利保护的真空地带，主要原因在于相关产权设计模糊以及权利运行保障功能缺位。《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拓展广播权定义、新增“传播录音制品获酬权”条款、整合播放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这三项内容的修改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网络音乐非交互式传播著作权保护状况，但在实际适用中仍存在困境，有待优化。建议通过厘清广播权的适用情形与范围、设定合理报酬标准并完善集体管理制度以及利用诸如区块链这一新兴数字技术助力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等措施进一步解决现存问题，以完善网络音乐非交互式传播的著作权保护。     

突发事件中政府传播科学信息行为的法律分析

信息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而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则更具有特别的价值。突发事件中政府传播公众急需的科学信息的行为,在行政法视阈下是一种行政指导行为。但介于政府传播科学信息的抽象性与具体性,一定情形下政府传播科学信息致害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弥补现行法律规制的缺陷,需在立法上进行完善,加强政府与科协的合作,并在救济途径和行政责任上进行适当创新。     

NFT数字艺术品版权法律问题的厘清

NFT数字艺术品具有唯一性,是有数字资产价值的艺术品。相较于一般艺术品,它具有准物权属性和版权属性,其交易是数字资产权属交易和版权许可使用的复合行为。NFT数字艺术品交易分为铸造发布和链上交易两个阶段。铸造是版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上链发布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后续链上交易不属于复制行为,而是准发行行为,其转售行为适用权利穷竭原则。由于载体的无形性,NFT数字艺术品持有人无法享有展览权。同时,基于智能合约中蕴含的版权许可,持有人享有非交互式传播的权利。对NFT数字艺术品非交互式传播的保护,可以考虑通过将其纳入广播权控制范围或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其他权利”等途径实现。     

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的刑法规制

技术措施是重要的著作权私力救济手段,信息时代背景下放大了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凸显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目前我国的3种刑事规制路径均存在各自的缺陷,在路径选择上,参考国外规制路径,将直接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纳入现有侵犯著作权罪规制体系之内,仍由刑法典规制;帮助规避著作权技术措施行为则采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通过在著作权法第3次修订中新设罚则的方式进行刑事规制。     

突破与规制:中国立法变通权探讨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特有的权力 ,具有自主性和地方性等特点。“突破”是享有立法变通权的主体应有的权力。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立法主体应在法律的限度内 ,以国家设置立法变通权的目的为指向 ,对上位法进行变通规定。对于立法变通权进行“规制”则是保证立法变通权合法有效行使的必然要求。     

网络环境下版权合理适用制度的危机与化解

合理使用制度本是版权法中利益平衡的主要制度安排,但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版权法原有的平衡机制被打破,合理使用制度受到严峻挑战。为更好地平衡网络环境下版权人和公众的利益,在我国著作权法修改时,应将“合理使用”制度由现行的“规则主义”立法模式变为“混合主义”立法模式;同时根据我国国情适当扩大网络环境下合理使用的范围,并对版权人享有的“技术措施权”进行严格规制,以防止其滥用“技术措施”损害公共利益。     

"传播权"溯源与再定义

“传播权”这一名词术语存在歧义,即到底应该将其理解为“传播权利”还是“传播权力”。从梳理“传播权”在西方国家的源流与发展演变及国内对“传播权”的阐释可见,“传播权”的实质是“传播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综合传播与人的关系、区分“传播权”与“传播权力”及考虑“传播权”法律属性的基础上,文章对“传播权”进行了重新定义,并指出了“传播权”的实践指向。     

网络洗稿行为的法律性质与规制路径探究

网络洗稿行为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高级抄袭”为手段、以“恶性竞争”为结果。在著作权法上,网络洗稿行为应构成对作品的改编而非复制,并且还构成汇编行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网络洗稿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规制路径上,除适用有关的著作权民事救济外,还应当采取行政规制手段,具体而言,《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行政规制手段存在局限性,有关机关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网络洗稿行为施以适当的行政规制。     

著作权法中传播权界权范式的转换

著作权法在立法上细化传播权规定的本意是便于司法裁判,实践适用中却仍然出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其他传播权的裁判分歧,产生分歧的原因可以归因于传播权彼此间悬而未决的边界。为界定传播权的边界,基于物权理论的事前界权范式将国际公约作为立法原意,边界先于个案界定且单纯决定私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基于侵权理论的事后界权范式则将国际公约作为立法历程,边界在个案中界定并衡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由于事后界权范式融入了公私利益的价值判断,避免了权利边界的绝对化,其更符合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所以界权范式的转换有助于法院通过事后标准灵活调整权利边界,并将个案裁判有目的地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从而尽可能地促成裁判共识。     

论非法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非法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在著作权法上的含义,成为一个包含了多种行为类型的集合体。在司法解释将发行行为扩大解释为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背景下,司法实践对非法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进行了几乎无限制的扩大解释,使其已经具备了口袋罪的基本特征,给法院规制带来了极大的困境。侵犯著作权罪立法类型化的贫乏,以及其不适宜借鉴著作权法权利划分体系的特点,增加了刑法上的规制难度。应当在不分罪名的情况下,对侵犯著作权罪的行为类型进行梳理,整合非法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形成"群"行为的概念,最终采用类型加"群"行为或者"群"行为加"群"行为的方式叙明侵犯著作权罪的罪状。     

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问题研究

由于信息网络传播具有全球性、易复制性、自助性、互动性等特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面临挑战。出版者、广播组织和信息网络传播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网络汇编作品尚未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我国立法应明确界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及法定许可,明确界定网络传媒的法律地位。     

论公众共用物共享权的分析路径

个人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提供了认识公众共用物共享权的两种不同路径。个人主义方法论从微观角度分析个人的行为选择,认为共享权是“作为个体的公众”享有的个体性权利;整体主义方法论从宏观角度认识公众共用物的基本属性,认为共享权是“作为整体的公众”享有的整体性权利。公众共用物共享权主体的不特定性、开放性,客体的公共性、共享性表明它是一项新兴的非排他性权利。这一权利特性决定了应当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研究公众共用物共享权,其中,个人主义方法论体现在依据“生态人”假设、“请求权”理论与法律经济分析等方式研究共享权;整体主义方法论体现在对公众共用物的类型化研究与对共享权的综合化保护。综合运用两种方法论有利于了解个人在公众共用物中的具体需求以及借助个人权利体系予以保护,有利于从整体观、系统论的角度保障公众共用物的持续供给。     

关于中国广播组织权保护制度的立法动议——兼析《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41、第42条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41、第42条对广播组织权制度进行了修改，但从国际立法趋势和中国广播业的发展实际看，其规定仍有诸多不足。广播组织权在保护对象方面应明示剔除公有领域材料，并将广播前信号纳入；对权利的设定仍应沿用禁止性模式；在权利内容方面，应将转播限于同时播送，并坚持技术中立的原则；在规定录制权和复制权时应扩张到临时性行为，从而替代并暂缓其他权项的设立。     

网络传播立法忧思

网络传播异军突起．使传播变得方便与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危险与混乱。实际情况是．要么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制网络传播行为,要么现存的法律法规不足以规制这些行为。那么．如今还有哪些网络传播现象是法律触角所没有触及的？存在哪些危害？应该如何规范立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合川律师事务所刘铭律师等法律界人士和北京草根时代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刚等网络传播领域资深从业人员。     

元宇宙NFT映射权之构建

非同质化通证(NFT)有望成为元宇宙与现实世界最有价值的经济流通连接器。NFT在虚拟现实世界的转移并生成对应财产称为映射行为，亟须构建数字法制促进NFT映射合法合规。债权履行、物权变动、知识产权转移、数据可携带权无法规制NFT映射行为，鉴于此，探索信息产权视阈下依照新型网络虚拟财产权说构建“新兴”权利——NFT映射权。映射权构建路径应明确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及权利保护等，任何人均可成为映射权主体；参与映射及映射完成的NFT属于映射权客体；映射权规制元宇宙内NFT区块链间跨链映射、NFT从元宇宙映射到现实世界、实体资产从现实世界映射成元宇宙内NFT,并规范生成、读取、保有、存储、处分、修改、备份NFT财产转移的数据和信息记录等行为；映射权的保护可通过民事、刑事及行政法律途径实现。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企业传播

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 ,企业传递、接收和处理信息的速度明显加快 ,企业传播对象———公众的影响力迅速增强 ,企业的透明度迅速提高 ,企业的传播方式正在由单向式向交互式发展 ;现代企业欲赢得市场竞争 ,必须树立真实、坦诚的传播指导思想 ,使企业的机构扁平化 ,建立和健全新的传播机制 ,确立集约化、整合式的传播策略 ,充分利用发达的信息网络来广泛、有效地传递企业信息 ,与公众保持沟通     

我国食品安全信息传播制度初探

《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法规、规章、地方法规及规章构成了我国食品安全信息传播的法律制度体系,它们对食品安全信息的报告、共享、公布,对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但我国公众、行业协会、企业等社会性力量在制度建构中的作用远未发挥,信息传播和管理中条块分割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相关制度不够全面、不够细化、具体化,不便于执行,需要变革立法和行政思维,并出台更多配套制度来加以解决。     

论著作权法视域下用户创造内容的治理进路

知识与信息在全球互联网中的自由流动使原本被动接受信息的互联网用户群体正在逐渐转变为信息产品制造者。在这一背景下，用户在创造内容过程中使用他人作品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已然成为著作权法中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文章认为著作权法治理方案应包含两个面向的内容：一是从解释论与立法论入手，为用户创造内容之行为寻找到一条可行的合法性解释路径；二是引入版权补偿金制度，以网络平台为支付主体，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为收取主体与分配主体，进而平衡用户创造内容对著作权人的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