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对河南省的启示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传统的保护方式和陈旧的发展理念妨碍着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的顺利推进,其现状不容乐观。目前河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政府投入力度不够,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不力,政府和民众的参与意识均较淡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方面,韩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其成功的经验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政府调动各方力量,大力资助传承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旅游业结合,加强宣传。汲取韩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河南省非物质文化保护与开发应采取的对策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提高全社会的保护与开发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其中传承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调动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就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规定较为简单,只是从义务的角度规定了传承人的传承义务,导致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不高。对此,应当加强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权利性认识,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传承人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权,通过程序性规定和法律救济措施的制定进一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权利主体对传承活动所享有的传承权。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的法治保障研究

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背景下,我国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面临发展的机遇与生存的挑战。而针对这一重大问题,我国现有立法却存在激励不足、可操作性差等缺陷。因此,必须首先转变立法理念,由国家本位转变为社会本位,发动社会力量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其次,尽快出台国家级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规划,鼓励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优先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再次,构建历史文化遗产专门保护体系,在制定历史文化遗产基本法的基础上,建立鼓励区域发展的特殊制度,并通过细化执行规范、明确法律责任等方式增强规范的可操作性。由此,方能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有效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带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尚缺乏体系化的立法和精细的制度设计,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侧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现代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主体、内容和保护期的要求以及来自“公共领域”理论的限制,压缩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产权进行立法的空间;超越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理论和权利框架,创新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进行知识产权立法,将加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确定是法律保护中的难题,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均未形成统一的方案。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不同学说的评析,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和传承的客观规律、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及我国的司法实践,提出应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与传承人二元权利主体模式。借鉴物权法中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理论,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分所有权理论,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精神权利由来源群体共有,传承人对其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对其基于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创新的智力成果享有知识产权。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比较法评析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的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在现代社会受到严重侵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焦点,但现有国家、区域及国际立法存在分歧。本文以利益平衡为目标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法分析,为我国立法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及制度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之殇:"汤瓶八诊"系列案评析

"汤瓶八诊"系列案反映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与现实上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制不健全和不完善而导致的,它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产权问题时存在观点、思路差异."汤瓶八诊"系列案亦反映出我国亟须明确和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拥有私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等问题.通过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等有关知识产权条款,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权利及其他权利类型,改良知识产权权利及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支持——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9至31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身就带着艺术的灵魂和需要保护的精神内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应是传承人保护。现实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环境艰难且正面临断层的危机。现行传承人制度存在着认定机制不完备、扶持力度不够、资格取消不当等问题。将于2011年6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关于传承人的第29、30、31条之规定也未能改变上述问题,在修订立法时应做到：合理确定传承人的数量和认定标准、完善认定程序、加大对传承人扶持力度并废除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     

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的概念及其类型

学术、政治、日常生活中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话语表达为主,保护实践中也主要倡导以传承人为本位的行动逻辑。保护人与传承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忽略对保护人的讨论。本文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与传承人进行了区别,界定了保护人的含义、类型,并对不同类型保护人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探讨,以期丰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价值理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外延,是立法保护的前提。立法应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法律地位和内在价值、生态整体利益本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     

从“非遗”视角看彝族毕摩文化的法律保护机制

毕摩文化是彝族民众创造的彝族本体核心文化,它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特征,符合相关认定标准,应当将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并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机制。     

遗产的“文化公权”与“发展私权”之争论——对遗产运动中几组行动主体的权力话语分析

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视野出发,将遗产运动放置于一个横向的全球化权力场域中审视,对遗产的创造者、保护者、投资者与传承者几组行动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解读,并且通过对几组行动主体的权力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存在着文化公权僭越私权的问题。如何在多元价值之间建立对话沟通机制,协调各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将成为解决矛盾的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参照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状况,认真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制定出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异于知识产权的特征,能否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能否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范畴,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从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行性,但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的差异性,而是应该明确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体系。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基于湖北省荆州市非遗保护的实证分析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面临着传承人断层、遗产整理困难、保护观念不当、保护投入过少等困境,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呈濒危之势。近年来,多数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上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总体上凸显保护层次过低、流于形式等问题。为使非遗保护取得根本性改观,地方政府作为主要责任者,应承担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者、宣传者、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等角色。     

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口承文化。其保护的关键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杰出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历史上杰出传承者的出现,则是以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开放政策为条件的。我国政府构建了由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和区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成的保护体系,每一个名录项目,都有相应的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支撑。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但传承人的权益却仍然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中国高等教育的机遇与责任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战略构想,它给中国及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国家间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会给沿线国家的学生带来更多留学机会,中国高等教育需要保持适度规模,依托教育体制改革促进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依托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高等教育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还应承担人才培养的责任,科学技术人才和语言文化交流人才同等重要,承担科学研究的责任,需要加强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合作,承担社会服务与智库责任,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支撑,承担文化传承与创新责任,增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与学术交流,还应承担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责任,在办学理念、师资、生源、科研等方面要有国际视野,取长补短,密切国际合作关系,服务国家战略。     

后非遗时代民族医药跨界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体现着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但在后非遗时代,如何提升民族医药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对民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制度逻辑、内在要求与保护目标进行分析与理论总结。研究认为,非物质形态的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是知识财产,从法律属性中受知识产权制度调整,但现有法律在民族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权利内容以及在民族医药的非遗保护等方面均存在司法保护不足的问题;为提升民族医药文化财产的传承与发展的质量,以及参与市场的竞争力,民族医药需要从“文化遗产”单一结构向“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和服务、知识产权”三位一体的财产结构转变,并形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等多种创新发展方式,利用新载体与新传播方式进行跨界发展,积极开发文化衍生产品和服务,推动民族医药文化表现形式资源与其他资源跨界整合集聚,用跨界发展实现财产结构转变;后非遗时代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的重心应该由“保存、保护”向“知识产权促进”转移,提升民族医药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和运用能力,适时制定地方性民族医药单行条例,打造和保护民族医药品牌,推动民族医药知识产权贸易与融资。     

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企业版权保护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为从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战略实施的角度推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保护的理论背景与现实困境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有版权法律给予保护,但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沿线的9个省市区版权申请量较低,导致版权贸易转化能力弱,以版权为核心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发展不充分,在国际贸易中版权被侵权时,维护自身权益和寻求法律救济能力不足;中国应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版权保护,企业利用版权创新来提升企业和个人的版权意识,并积极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版权保护战略,并培养复合型版权人才和高素质的管理队伍以增强竞争优势;政府应有针对性地成立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版权研究机构,设立海外维权援助基金,在人才、税收等方面提供支持,建立健全与企业互动的版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完善版权执法措施提高行政执法能力;行业协会应主动收集企业版权信息,形成合力来规范、协调和解决相关企业的版权问题,促进中国构建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