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司马迁的民族观

文章阐述了司马迁具有朴素的进步的民族平等观。认为这一思想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民族融和的反映,也是秦汉大一统政治的反映。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进一步形成具有积极影响。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

司马迁有一贯而明确的创作指导思想,即传记文学观,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是传记文学的根本审美对象;第二,真实是传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第三,追求生动而深刻的艺术性;第四,传记文学必须有哲学深度.     

孔子与司马迁神话观之比较

孔子和司马迁虽深受时代风云感召,以理性的自觉审视神话的荒怪,但二人的神话思想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孔子对神话的态度终究如他身处的时代一样徬徨和迷茫.司马迁远较孔子深邃,对荒诞不经之说斥之虚妄,但对包孕深刻历史底蕴的神话却能洞察其中闪射的历史的影子.     

论司马迁的妇女观

司马迁在其《史记》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在这些妇女身上寄寓着自己的人格追求与价值取向。文章揭示了司马迁对妇女问题的关心及其妇女现的形成原因。     

司马迁之民族观及其根源与价值

以华夏民族中心说为基础 ,既承认四海之内各民族皆为兄弟民族 ,又主张华夷有别、尊卑不同 ,内诸夏而外夷狄 ,这是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这一民族观既是对传统儒家民族观的继承与发展 ,又适应了汉代大一统政治学说的时代要求 ,证明了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合理性与广泛性。司马迁民族观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成及其与生俱来的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向心作用 ,同时也对后世史家著述史书时对民族问题的考察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并最终使这一民族观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民族观的基础     

儒学人本思想与欧阳修的文论观

儒学人本思想肇始于西周 ,成熟于春秋 ,战国时期达到一个新高度 ,汉唐走向低谷 ,宋初儒学人本思想开始复苏 ,欧阳修把天命天理归之于人和事 ,是宋代儒学人本思想复苏的根本标志。在“人与神”、“人与天”的关系问题上 ,欧阳修把人视为天地万物之本 ,重构儒学“人本思想”。他的史学、文学以及荐拔人才等文论观都贯穿和渗透着儒学人本思想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如何正确理解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

司马迁的通变历史观在<史记>中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在理论上,他明确宣扬"循环论",宣扬"三王之道若循环"、五德终始、天运呈周期性变化等内容;而另一方面,由于其宣扬的循环理论之循环周期太长、循环对象无具体内容作参照,因而事实上无法在汉王朝以前的具体的历史撰述中体现出循环,使<史记>所撰述的具体历史内容没能体现出循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使司马迁研究者在理解其历史通变观时产生了分歧.     

司马迁动机观浅论

司马迁撰写《史记》,为的是探索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规律,通过描述许许多多的人物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人物活动都受着动机的驱使。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了动机的重要性,同时又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     

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华夏与四夷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观和华夷有别的华夏中心观。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强调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民族统一。这是先秦以来、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民族融合轨迹的直接反映,也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此以后,诸族同根、中华为尊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中华民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司马迁与班固的民俗观比较——从《史记》、《汉书》的史俗记载切入

司马迁和班固在撰史的过程中,以史学家的眼光,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一些非正统文化的因素,广泛搜集并记述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反映了历史进程中多方面的民俗事象,体现了史家论俗的眼光和意识.同时,二者在对民俗及其功能的认识、民俗与地理环境关系、礼俗及乐俗的见解等方面又形成了各自的民俗观,推动了我国民俗理论的发展.     

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

文中将大文学分为“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两大类。前者采用口语书写方式,后者采用书面语书写方式,从而避免了对“文学”的笼统模糊的认识。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不仅书写方式不同,写作动机与写作手段亦不同。     

欧阳修与藏书

欧阳修通过不遗余力的搜求和集聚,藏书多达万卷,且特色明显,尤其是他把私家藏书与个人学术研究和文献整理相结合,开启了后世学者大规模藏书的良好风气,欧阳修是一位兼著述家、校勘家和藏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     

忧患意识与立言传世

古代优秀作家通过忧国忧民忧己表达出来的忧患意识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在“立德立功”之途不顺畅时 ,以“立言传世”的表达方式 ,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追求和精神上的不朽     

欧阳修之辩证文论观

欧阳修,文学创作成就斐然,诗、词、文章皆具极高造诣;他全面而辩证的思维,集成了前人文论的精华,加以改善,建立了自身完整成熟的文学理论批评,大致分为三个层次:重道亦重文,其道纯实充于内,又外而生发出辉光之文;辩证文道观指导下,合理看待古文与时文;文学创作上对文学理论主张的切实践行,引导着当时文风的健康发展。     

“善”与“美”的交织——试探欧阳修的音乐功能观

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理论中,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审视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以发现他音乐观中的矛盾性:"善"与"美"的交织,即强调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也推崇音乐艺术怡悦性情的美感作用和审美娱乐价值。欧阳修坚持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提出音乐"自释"和"平其心"、"养其疾"的音乐功能观,同时也非常注重音乐的教化补世作用,强调"导志"、"移人"的传统音乐功用观。     

论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

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本文认为在《史记》的中国通史之中内涵着一部中国文化学术史,司马迁的文化学术史观是《史记》通史的内在生命。文章从四个层面探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观的具体内容：一是司马迁基于对学术价值的认识而论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建树和学术源流;二是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的枢纽;三是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思想方法吸取百家之长;四是通过“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而铸成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司马迁的道德评价与墨子的“合志功而观”

墨子的“合志功而观”指的是对人们行为的好坏、善恶应将其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司马迁继承了墨子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了“合志功而现”的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时更重视“忠”之高尚低下产生的效果．往往不单以其“功”之大小、事业成败如何为据，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古往三千多年的历史人物进行的道德评价，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