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言说的权力与声音叙事

儿童文学主要是成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其目的在于通过文本让儿童获得自我认同,帮助儿童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但文学中的童年世界一直被成人代言,叙事中的"儿童声音"也是成人代言下的产物。童年世界作为独立的"他者"被纳入成人的权力话语体系,成为被想象、被叙述的对象。因此,成人作者如何在文本创作的权力话语下展现儿童的声音和意识,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的叙事方式。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重要主题并没有给予关注。本文从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结合实例深入分析了儿童文学叙事中儿童声音表达的三种方式,弥补了该研究的不足。     

异样的审美——从《遥远的风沙》与《红高粱》的匪类英雄叙事说起

在我国的抗日题材小说中,书写匪类英雄的作品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独特的文学存在。通过对《遥远的风沙》、《红高粱》等作的细读,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异样的审美。其异样性主要体现为人物形象塑造上于对立中寻求统一,注重形象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叙事上从传统的革命叙事巧妙转换为生命叙事,以及修辞符号由革命化符号转变为审美化符号等特征。     

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困境与重构

以"人"或"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对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研究容易陷入抽象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生态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践手段.基于生态劳动的人与自然共生正义图景,实现从"人"是主体到"人与自然"互为主体、从认识"人"向认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从抽象伦理规约向生态实践的全面转向.唯物史观叙事中人与自然的共生正义重构,对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儒学正义的实现维度

儒学正义实现之路是从生命出发,以生命为核心向外扩展,从而对不同维度作出具体的生命实践指引。首先是生命面向自身的生命正义,其次是生命必然要展开的具体活动过程中,即由"生"到"活"的过程中所要遵循的生活正义,再次是不同的生命个体在相互联接中必然要遵循的社会正义,再扩充延伸到人之生命与自然生命之间的正义伦理。由此,儒学正义实现维度指向为生命正义、生活正义与社会正义。     

叙事伦理:在冲突与融通中升华——评贾平凹长篇小说《山本》

叙事伦理将对作品伦理观念的分析约束在文本自身范围之内,它既充分给予那些在传统伦理批评中被忽视的叙事盲点以关切,又以理性逻辑为感性伦理分析的支撑,使自身成为伦理批评的可能之一。《山本》中贾平凹以叙事的错位展开文本书写,并通过人物的个人经验叙事进行伦理观念的建构,在种种法则与关系的异动中呈现伦理冲突,重置伦理秩序。文章认为,隐含于文本之中的齐物视角下"天我合一"的作家伦理观念是作品《山本》跳脱出历史革命叙事的窠臼,获取超越性精神价值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正义思想的重构

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个人和城邦共同体的善,个人与城邦共同体的和谐完善状态具有“伦理正义”的理论旨趣。与古希腊哲学崇尚至善的伦理正义不同,“市民社会正义”注重守护个体权利,从而丧失了共同体的崇高性目标。为了扭转市民社会的私利性,黑格尔诉诸伦理国家解决个体利益与公共善的矛盾,但他只是阐发了国家的形式主义。经由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批判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正义,将伦理正义的实践主体由精英群体扩展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社会革命颠覆雇佣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在自由人联合体的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伦理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超越了狭隘的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是建立在个体和共同体善的基础上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伦理正义。     

中国武侠电影与宗教伦理

与好莱坞电影不同,中国武侠电影保持了主流电影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由于宗教的介入,中国武侠电影叙事体系中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改变了二元化叙事格局,也改变了武侠电影的精神模式.中国电影巧妙地将宗教伦理与影片叙事情节交融起来,宗教伦理在为正义力量提供合理道德依据的同时,通过皈依宗教流露出否定暴力的"出世情结",使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精神在世界动作影片的历史序列中独树一帜.     

儿童文学叙事中的权力与对话——一个后经典叙事学视角的研究

儿童文学是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文化特性使文本与存在的外部语境形成了密切联系。因此要研究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必须结合文本语境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叙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又努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寻找不同的对话途径和表达方式。这种复杂的叙事语境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特色。     

互动叙事的两面性——电子游戏叙事中的作者复归

电子游戏行业迅速发展,成为继印刷文字、电影、电视等之后的又一重要叙事媒介。随着媒介平台的更新发展,经典叙事学理论面对新型文本,亟待进行理论范式的更新。以电子游戏叙事中的作者为主题,运用叙事伦理方法论述游戏叙事中作者与玩家两个主体在叙事中的作用,可做如下探讨：首先探讨叙事学范式的发展以及将游戏纳入叙事研究的必要性;进而具体分析游戏作品中体现出的“作者已死”的假象,此时的作者作为虚构世界的创作者,在游戏中隐藏于算法背后而非“已死”;最后阐明作者在隐身的同时对玩家及作品具有控制力,作者通过给予玩家被控制的自由,在游戏叙事中去而复归。     

论鲁迅笔下的儿童形象叙事

鲁迅作品中的儿童文学形象叙事特点为：儿童叙事形象鲜明,叙事声音传递童真、善良、美好;叙事视角、叙事距离多样化。时间上,成人世界与儿童视角的交织;空间上,异乡漂泊与乡土记忆的融合,让鲁迅儿童形象叙事别具风格。     

伦理倒错的水泥花园简

伊恩·麦克尤恩的《水泥花园》描摹了一出在失去双亲后4个孩子人性逐渐扭曲和堕落的伦理悲剧.文章借由第一人称叙事情境所带来的不可靠叙事探究小说人物的伦理缺失和错位,针对小说中表现的不同伦理层级,将各种伦理进行剥离和阐释,从而对小说中的伦理缺失从不可靠叙事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为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中国电影伦理叙事的历史变迁

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使中国电影叙事具有浓郁的伦理色彩与内涵.这种色彩与内涵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早期的中国电影伦理叙事采取了与社会思潮相调和的策略,以争取经济效益和艺术目标的双赢;新中国成立以后,伦理话语被革命话语所置换,电影叙事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20世纪80年代以后,电影环境的改变使伦理叙事在自省中重获发展的可能.     

聆听天籁 感悟童心--迟子建小说的儿童叙事视角

儿童视角是一种叙事策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是迟子建小说叙述的一大特色.从角色上它可以分为角色和非角色叙事两大类,从叙述人角度又可以分为纯儿童视角与准儿童视角.在这些别具一格的儿童叙事中,自然富有了灵性,人际更为简单而纯朴.儿童叙事视角的运用营造了一个烂漫的童话般的世界,而叙述视角的动态性、话语蕴藉的多维性则使小说文本更具张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复调"的美学意味.它刷新了读者的审美视野,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对一方乡民的温情关怀.     

萨特伦理叙事和意识形态叙事的特点

萨特一生的文学创作可划为两个阶段,前期重伦理叙事,后期则以意识形态叙事为主。前者注重叙事话语的形式特点,探求小说式或文学化的生活;后者强调文学的政治道德立场,关注文本向读者表达的意蕴。二者虽方向相反,实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人的存在境遇和本质问题,其区别既有本体论的,也有方法论的,更多的是策略上的。     

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本原意义与本真阐释

在通达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在“革命之中”守护党的初心，“革命伦理”因“革命”而成为伦理之家，形成初心不断凝聚的伦理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创新，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具有整体性与具体性、生成性与超越性、内省性与持存性的伦理特征，具有本原伦理的先行筹划、实践伦理的自我造就、示范伦理的带动引领功能。营造中国共产党革命伦理，能够为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提供现实支撑，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伦理建设提供前提基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提供伦理认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提供关键工程，为创造性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提供方向指引。     

正义·贞节·生存的三重悖谬——论夏天敏小说中的乡村伦理书写

云南乡土作家夏天敏对乡村伦理有细致深切的关注。他的乡土小说中展现了当前乡村社会的复杂伦理状况,如正义观、贞节观、生存观等乡村伦理的变化,也表达了自己对乡村伦理状况的忧虑和建设性思考。     

论《大浴女》的叙事特点及其叙事效果

铁凝近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方法并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在小说叙事方法的探索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小说体现出作者对于叙事学、文体学思想的自觉关注和在叙事技巧方面的积极探索,突出了叙事技巧在深化文本主题上的艺术表现功能.《大浴女》通过对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的巧妙运用与转换,使其探讨灵魂,关怀人性的主题得以更好地彰显.     

《红旗谱》的底线伦理与生活本位逻辑

《红旗谱》在“阶级斗争”和“生活内容”两套话语之间,贯穿着一种底线伦理的价值逻辑和日常生活本位的叙事原则。这种逻辑和原则既表现在对反抗斗争的缘起、方式和具体情形的揭示方面,也表现在对革命者人生选择与日常状态、反面人物性格特征与行为逻辑、乡土社会“正统观念”与驯服心理的表现方面。以此为中介,小说的意识形态话语就落到历史实处,获得了广阔的生活视野和深远的文化底蕴,内在地化解了文化特殊性;当意识形态话语的观念逻辑与现实世界的生活日常性逻辑不相吻合时,又有效地避免了叙事意念化、主观化的审美弊端。《红旗谱》中的革命文化意蕴建构,由此显示出坚实的史诗品格和充分的审美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