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典电影体系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这种新,不仅意味着新的执政党、新的国家政体,对于民众来说也意味着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理想。新中国电影与过去几十年不同,在体制上,从私营为主体转化成为了完全的国营;在性质上,从娱乐、教化、启蒙等多种功能的混合转向了以政治功能为主体;在传播上,从以城市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流行文化转变为面向以“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政治文化。新中国电影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电影,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电影承担着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重新书写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阐释中国社会走向、完成中国大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的使命。新中国电影在1959年和1962年前后创造了两个高潮,诞生了一批经典社会主义电影,形成了独特的电影意识形态和电影修辞系统。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旧市民电影：1930年代初期行将没落的中国主流电影特征--无声片《银幕艳史》（1931）简析

旧市民电影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中国电影主流的唯一代表,其文化传统性、道德教化性、低端娱乐性以及社会批判立场的保守性等方面的特征和体现,使得它在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电子影像版的同时,又是后来一切新电影形态生发和各自前行的基础。前两年才向民众公映的《银幕艳史》再一次证明,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的这部无声片是旧市民电影行列中的又一个新证据。     

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极度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试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再造“新文化、新礼俗”,进而在组织中重建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乡村社会重构之目的。本文期望重新剖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释其乡村建设的主要思想内涵,最后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讨论。     

《春蚕》与左翼电影人的意识形态宣传策略

从电影生产的角度看,《春蚕》与电影人的左翼意识形态宣传策略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联系。影片以同名左翼小说《春蚕》为改编对象,其题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照应,且作者茅盾因《子夜》的出版备受认可,加上导演程步高实地考察养蚕过程,增强了电影的科学性和可观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房数量,从而扩大了宣传范围。在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夏衍有意地增强了革命话语色彩,以达到宣传左翼思想的目的。此外,左翼电影人还建立起电影的批评阵地,与刘呐鸥等人进行“软硬电影”笔战,更加扩大了《春蚕》的政治影响。     

当代电影对传统文化元素的现代传播与演绎——以电影《白蛇传说》的字幕翻译为例

电影《白蛇传说》在海内外取得的成功与它的英文字幕翻译密不可分.从“归”与“化”并重的翻译策略、字幕翻译的“同义转换”与“近义辨异”策略、俗语成语翻译中的“舍象取意”与“舍意取象”策略等三个方面深入探讨这一电影英文字幕翻译的策略设计和运用,以求从这一成功范本中总结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演绎和对外传播的经验和途径.     

冷战期间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内容的言说

冷战期间,美英汉学界对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特别的解读。1950-1960年代,他们将“十七年文学”视为瞭望新中国的窗口,文学内容解读成为搜集中国信息的话语活动。1970年代,美英不再如前20年那样置重所谓的“异端”作品,开始较为客观地剖析《创业史》、《红岩》、《山乡巨变》等主流性作品。1980-1990年代初,他们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大多散见于他类论著、文章里,一些论者尝试着立足中国语境解读新中国文学,以质疑西方新中国文学论的思维逻辑。     

《湘报》与晚清湖南信息传播模式的现代转型

媒介不仅传播信息,而且对人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身份建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湘报》从变法维新、改革现存秩序的目标出发,在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等方面,将“传达者”的官报传播模式,改造为“启蒙者”的现代化传播模式,重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方式。如此,政党与传媒携手,成为意见竞争的参与主体与主要方式,传媒成为意见竞争与关系管理的平台和现代政治运作的基础,其极大地增强了现代传媒的传播力,也为近代湖湘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渠道。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的传播：基于《每周评论》的审视

在中国社会主义传播史上,《每周评论》作为“五四刊物的先锋者”,是早期在中国播种社会主义的关键性报刊之一。深入研究《每周评论》传播社会主义的史实,从《每周评论》的背景逻辑、传播逻辑和价值逻辑入手,考察其议程设置的宣传艺术,引导社会心理进行思想宣传的手法和利用学理争论传播主义的技巧。以此梳理《每周评论》传播社会主义的发展脉络,为当代意识形态领域提供历史借鉴。     

文艺遗产与中国电影的“公民启蒙”

李欧梵曾以“社会写实主义”或“批判的写实主义”来归纳现代中国电影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着中国电影史的另一条动脉：“通俗文化演义”。社会言情电影是通俗文化演义传统中的主脉,它不时占据着中国影坛的主流。谢晋将文艺遗产融入电影,遵循“改良现实主义”的社会言情电影创作传统,这恰与“批判的写实主义”形成对照。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谢晋电影扮演着“公民启蒙”的桥梁角色。80年代至今,中国影坛能够出现《芙蓉镇》、《霸王别姬》、《活着》、《色｜戒》、《一九四二》等比较成熟的佳作,既表明了“情感体验”与“改良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也显示着“文艺遗产”与“公民启蒙”的当代活力。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研究

在乡村社会，乡村网红是网络广场中的“乡村信息源”、自者视角下乡村社会的形象建构者和网红效应下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们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助力着数字乡村建设。乡村网红以“原生态”的草根人设传播、富有“地方感”的共情传播、集体参与下的人际传播助力媒介化乡村社会的构建，优化了乡村社会的传播格局。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加速了乡村社会传播的“在地化”转向：传播资源从“汇聚城市”转向“返流乡村”,传播话语从集中把关的宣传话语转向共享式的民间话语，传播方式从单向的信息传递转向在地性的参与式对话。我们尚需引导乡村网红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其为当下乡村社会传播力的提升贡献更多力量。     

跨媒介与跨文化焦虑的发生：“元电影”视角下的《银汉双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发展与创新的探索时期,为中国电影本土化创作理念以及电影文化的自反性思考提供了方向,也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银汉双星》《银幕艳史》等具有自觉“元电影”意识的电影创作做了铺垫。1931年的《银幕艳史》已被赋予了重要的史学价值,而《银汉双星》作为更早于《银幕艳史》的一部“元电影”,在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过程中,无论是其媒介特性、叙事结构、视听语言还是民族意识的探索都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究。从社会时代背景、早期电影工业语境以及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的元电影意识等方面来看,《银汉双星》具有作为中国电影史中第一部“元电影”的可能性,这一个案亦具有管窥早期中国电影跨媒介和跨文化焦虑发生的价值。     

苏区文艺政策四大原则论

中国苏维埃运动所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与传播策略是卓有成效的。这一修辞方式和传播策略突出表现为苏区文艺政策的宣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社会娱乐原则等。作为“红军法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夯实了红军“宣传兵”、“宣传队”制度创新的体制化、法规化建设，而且它以“党规”、“军规”、“法规”的特殊性质和话语形态，成为苏区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开山的纲领”，为苏区文艺工作的开展与文艺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及法理基础。苏区文艺工作和文艺政策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政治传播效果研究——以“两会”信息在淮安市H村的传播为例

［摘要］“两会”报道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与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关于“两会”报道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城市，“两会”信息在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成为盲点。本文以2009年“两会”信息在淮安市H村的传播为例，通过实证调查，了解村民们究竟是如何接触和关注一年一度的“两会”的，着重研究政治信息的乡村传播效果与乡村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探寻目前的乡村政治文化格局如何受到由多元传播渠道所构成的政治信息传播环境的影响。     

王亚南的商品经济观——读《王亚南文集》的一些体会

一 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合译、出版《资本论》全三卷,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由零星介绍《资本论》发展成有计划地出版《资本论》原著的一个突出标志。王亚南翻译《资本论》是为了学习、研究《资本沦》,是为了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旧中国社会性质,是为了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在我国三十年代。“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学说”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心声。王亚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极力主张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立志要“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     

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

纵观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结构的历史演变,发现乡村传播结构与社会结构始终存在互嵌与协同演替的规律。乡村传播结构脱胎于社会结构,从属于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比照阿尔弗雷德·舒茨将“社会世界”四分为“前人世界”“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和“后人世界”的社会类型理论,可以把中国乡村传播结构变迁分为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阶段,其中乡村传播结构系统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前人世界”的中国乡村社区以人际传播和家庭内部的初级群体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多为一种摆设,大众传播已经萌生,国际传播雏形初显,但后几种传播模式对乡村社会发展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周遭世界”虽然仍以人际传播为主,但乡村组织传播的力量逐渐增强,大众传播的影响逐渐兴起;“共同世界”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各种传播模式共生共存;“后人世界”新媒体传播迅速崛起,大众传播式微,组织传播弱化,各种传播模式趋向融合,但整个乡村传播生态系统变化的不确定性变大,对乡村社会结构影响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三个误区

“十七年”是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已有不少论著先后问世。虽然其中不乏新见,但也存在仍然重复1980年代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研究思路。只有真正摆脱把个人与集体、政治与文学、政治与人情人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加强文本细读与话语分析,十七年文学研究才能够真正深入。《上海的早晨》继承中国传统的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的历史传统,以传统叙事模式讲述现代社会生活,是作品在大众化方面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金沙洲》初版本到修订本的修改痕迹,透露出不同思想、不同话语、不同语境在作家个体身上不断摩擦互动对话的历史症候,从而可以看出十七年时期思想、文化、精神、意识形态的动态位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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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自由与生存》；《美国经济论集》；《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重建——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研究》；《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     

双维共构:《1921》对主旋律电影叙事的创新

电影《1921》作为建党100周年的献礼影片，讲述了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担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让中国社会焕然一新的故事。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电影叙事强调主题化、典型性、历史感等一般策略，该片采用“双维共构”的叙事模式，通过主题叙事情感化、宏大叙事细节化、线性叙事断面化、英雄叙事诗意化等手法，对主旋律电影叙事进行了系列创新，文章运用文本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在整理、归纳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1921》的叙事策略进行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新的路径。     

《红色娘子军》与谢晋电影的“中庸”和“仁”

谢晋电影是在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特殊的是,谢晋电影继承了儒家文化富有生命力的内涵。《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和洪常青之间爱情关系在叙事表层的被删节和在影片深层牢固存在这个事实、谢晋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内涵、谢晋电影对各个时代的艺术政策的实施,均表现出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导演对儒家文化“仁”和“中庸”思想的理解和应用,这些理解和应用使得谢晋成为一个用电影负载和阐释“中国”文化的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