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

研究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有助于解决科技专家与公众对科技风险态度的矛盾、科技专家与其他专家对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态度的矛盾、公众的科技风险认知与信任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关系,可分为公众对科技风险的主观认知和科技风险对公众认知的客观影响两个方面,这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过程。对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关系的全面研究应在综合上述两个过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由此得出现实启示。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

科技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科技专家、企业、政府、公众和媒体,在具体的科技风险事件中由于其相关度、紧急性、影响力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认知特点。由于在社会地位、知识水平、权力资源、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与规制中出现了专家(系统)与公众、媒体与公众、"专家企业"科技共同体与"媒体?公众"社会共同体等多重冲突。建构以每个利益相关者为中心,以其他利益相关者为联动的复杂、多层次、多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和科技风险治理模式,既能充分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优势和权力资源,又能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其核心是责任与信任的双向建构。     

科技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

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的风险源之一。论文从风险、科技风险和风险认知的概念入手，探讨了科技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的关系，提出和论证了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是科技风险认知的重要基础的观点，并就加强科学技术的公众认知的途径作了初步探讨。     

基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转基因食品争论是否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根源,利用我国6个城市较大规模的随机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转基因食品争论、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转基因食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食品问题的敏感性仅显著影响其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了从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

环境风险沟通是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因政府与专家主导的“单向说服模式”存在局限,建构更优且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双向沟通路径”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作为零散公众“代言人”和环境保护“布道者”的社会组织在其中如何行动？能否突破“信息接收者”的被动身份,实现沟通方向倒转？为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以垃圾焚烧风险争议为观察切片,依托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民族志等方法对九家机构及其微信公众号进行历时观察,凝练了“知识为基”的风险沟通逻辑。即社会组织在“知识协商型风险沟通”的目标牵引、“双重知识短缺”的压力驱动和“知识采纳”的正向激励中,秉持“科学公益”理念,依托“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保障,运用知识拣选、勾连、浓缩、具象、定投五种技巧整合权威、专家、实践、经验四类知识,展示风险警示、溯源、减缓、反思四项议题,进而唤起多元主体的环境风险警惕与治理行动。一方面,有助于拓展风险沟通理论体系,推进其精细化与本土化；另一方面,能透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把握政社关系未来走势。     

科技风险初探

在高风险的现代性社会中，科技风险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风险源。科技风险以其明显不同于传统风险的特征使其在范围、幅度和深度上以整体性、复合性和深远性从根本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科技风险的来源主要有科技知识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科技应用延缓效应所带来的风险，科技伦理失范所带来的风险，科技与其他社会因素交互作用所带来的风险，科学家对科技活动功利性追求的带来的风险。要消减、规避科技风险就要提高社会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意识，明确并落实政府的职责，规范强化科技伦理，吸纳公众有序参与到科学决策和科学后果的评价中来，全球协同共同治理科技风险。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分析——以“康师傅馊水油”事件为例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网络时代风险传播突破了由政府通过传统大众媒介向公众传播的单项传播形式,变为了公众都可进行的双向传播,因而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的传播风险。对"康师傅馊水油"事件的网络传播特点分析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传播存在着传播源广泛、意见领袖作用强、政府反应速度偏慢,且舆情回落周期长短受舆情传播中其他声音影响等特征,因此在风险社会中,政府要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提高反应速度,建立与公众的有效沟通机制,加强权威发声权重,允许出现多方声音,以"引"代"堵",增强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增加公众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信任度,使公众能理性的对待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城市风险事件中专家和公众风险感知的内在张力——基于兰州“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的研究

在环境风险的治理中,公众与专家在风险感知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风险已成现实问题,其中危害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安全的风险最为引人关注。以兰州市“4·11”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为例,采用现有研究常用的风险特征量表,测量不同群体对这一特定事件的风险感知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认为：风险感知在学理结构上可分为风险影响、风险接受、风险控制和风险认识四个维度,公众对风险的总体感知显著高于专家;针对专家与公众在知识体系、沟通机制、价值目标等维度上产生风险感知差异的原因,需要通过信息共享、推动公民参与、舆论有效引导等措施以减少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差异,化解潜在的稳定风险。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探析

我国农村环境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这和目前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相关。现行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忽视农村社会的公众参与。未来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强化公众参与和协同合作。这就使社会资本成为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具有社会整合、组织与协调、规范、促进沟通和参与等功能。笔者最后以社会资本为角度,对未来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提出展望。     

论风险社会治理形态的范式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物质特性而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在近代之后随着风险逐步结构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风险不应该仅止于政府的体察和认知,而被民间社会所忽视,合作式治理通过社会不同成员的沟通与互动,使风险被公众意识到,成为"公共领域"的议题,政府扮演另一种角色,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信任的衰微,实现了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环境公共参与的制度理性选择

国际上公众环境参与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其中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国际间达成共识。环境参与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制度变革的诉求共振将为其提供快速发展的契机。政府和公众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将公众视作决策的重要平等伙伴。为此,可借鉴先进国家经验进行环境参与的机制创新,其核心是建立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机制,政府应为此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支持。     

风险沟通视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研究

风险沟通作为一种随着风险社会发展出来的治理工具,是风险社会里人们应对风险的有益方式,也成为多元主体进行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政策风险评估的过程亦离不开对风险问题的沟通.在分析程式化的风险评估机制给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所带来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风险信息的交流与整合、社会参与渠道的建设与拓展、政策风险议题的管理、整体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等方面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公众参与,使整个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能够更加科学.     

论环境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一般模式

公众参与环境规划是公众的权利,公众参与是环境规划制定和实施的基础。在环境规划中引入公众参与,能增加公众对环境规划的认同感,并使公众的环境利益得以表达。环境规划中公众参与的一般模式包括公众参与的时间、参与的形式、参与的一般过程、政府对参与结果的回应以及对参与成本的控制。应从信息公开、决策程序化及结果公示等方面重塑政府角色。同时,加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建立环境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完善相关法规,以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实施。     

廉政风险防控在实践中的困境与对策探讨

廉政风险是指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或日常生活中不能廉洁从政而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廉政风险防控作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创新举措,自2011年在全国推广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但在基层实践中也存在缺乏理论指导、缺乏高层次制度规范、缺乏社会参与度和缺乏基层执行主体的支持等困境。为了更好地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提高其有效性,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做好廉政风险防控的“顶层设计”;推进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廉政风险防控指导规范层次;创造条件增加社会参与程度,提高风险点排查的真实性;借助科学信息系统技术,创新廉政风险防范管理机制。     

公众参与海洋环境管理的实现条件分析

在海洋环境管理过程中,公众参与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要使公众参与切实有效地实现其功能,需要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从公众方面来讲,需要具备海洋环境意识和海洋专业知识技能,同时需要借助必要的组织力量;从政府角度来讲,需要采取鼓励与支持的态度、加强海洋环境信息的公开化建设,以及建立具体的参与机制来促进海洋环境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论有争议科技决策的风险沟通——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

风险沟通是保证风险决策科学性和正当性的关键。从分析风险沟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入手,在借鉴发达国家风险沟通经验的基础上,以我国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颁发为例,分析我国在有争议的科技决策中存在着风险沟通不足。提出了完善我国科技决策风险沟通机制的建议:应加强风险沟通意识;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制度化公众参与决策;实行决策过失问责制。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带有全局性、综合性、根本性、长远性、持续性的重大环境事项决定的行为。重大环境行政决策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应健全依法进行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机制,实现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把有效的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以及社会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审议讨论决定等确定为重大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确保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法治化、程序正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