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文体探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作品15部,包括“说”体、“子”体、“术”体、“事”体和“言”体五种文体类型。小说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之一家,又是唯一不入“九流”的一家,这便决定了小说家的著述既是子书,又是“君子弗为”的子书的学术文化地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除后世依托的传说人物外,有乐师、学者、待诏、方士等,其身份地位均不显赫,多属于“稗官”之流。与作者身份地位相应,其著述也以浅薄、迂诞、琐碎的“丛残小语”为主,一般不涉朝政军国大事。就文体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既有子书“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的说体文特点,也有子书“近取譬喻”“述事言理”的政论文特点,而医巫厌祝之术、长生不老之方、杂说短记、奇谈怪论、轶闻趣事、民间琐谈,成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小说文体的这些特点,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后来的发展。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浅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

《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出现在诸子略中,与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并称十家,可见《艺文志》中所指“小说”并不是今言小说之意.但某种程度上,今之小说与《艺文志》的“小说”又有一定关联,是在它基础上历经多年发展演变形成的.     

关于师旷及其故事

师旷,春秋末晋悼公、平公乐师.作为古代妙辨音律的音乐大师,“师旷之聪”是人所艳称的.但师旷同古代小说的关系还很少有人注意.《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有《师旷六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还提到:“《汉书》兵阴阳家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     

浅谈出土文献对《汉书·艺文志》的补证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学文献，它保留了大量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料目录。今天，许多《汉志》中收录的文献或亡佚，或内容出现衍、脱、讹、倒等现象。出土简帛、木牍中有不少古代文献，对《汉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个方面都有不少补证。     

《燕丹子》辨析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眞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这个结论是有一定根据的。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的十五家小说,至隋时即已亡佚,今存旧题汉人的作品,如东方朔的《神     

“地方性知识”视域与先秦诸子哲学起源——战国诸子至汉代史家的第一次研究思潮

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第一次研究思潮,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汉书·艺文志》为代表文献,是战国至汉代哲学家、思想家一种自觉的学术反思。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说突出特点在于:将先秦诸子的问题意识植根于春秋时代的文化传统与思想世界之中,在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轨道中进行探讨,更具有学理上的“纯粹性”与“地方性”。这种“地方性知识”视域,其要义是对先秦诸子哲学起源问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传统的考察,展现于历史维度与时代维度之中,历史维度是指《诗》《书》《礼》《乐》传统在春秋时代经历的“重构”或“阐释”;时代维度是指这种传统成为春秋时代精神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色。在“地方性知识”视域中探讨先秦诸子哲学的起源,应注意三个问题:其一,春秋时代礼乐传统的“地方性”,是先秦诸子哲学发源的根基;其二,抉发先秦诸子哲学的思想原创性,防止陷入“格义式论证”的陷阱;其三,彰显先秦诸子哲学对人类贡献的普遍性智慧与世界性意义。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语词札记四则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是古代汉语文选的重点篇章,但我们在教学中发现,其中有些语词或各教材均不注,或各家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伊尹说》等七种依托考论

《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伊尹说》等七种,班固或注云依托,或虽不注云依托而事实上确为依托。研究者多以辨伪学的视角将相关依托视为伪造,原因则解为借古人以重己说或市名。这些依托情况复杂,不当以后世辨伪学的伪造视之;以借古人以重己说、市名等解释其原因,应持以辩证的态度。将《汉志·艺文志》小说家之依托纳入辨伪学的视野进行考察,也应慎之又慎;班固在辨伪学史上的地位及所称依托的辨伪学研究价值,尚需重新界定。讨论《伊尹说》等的依托,有助于了解早期民间社会知识生产的情形、小说家的兴起或其早期发展,及丰富对代言体的认识等。     

说《左传》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唐人刘知已《史通》对《左传》评论说:“著述罕闻,古今卓绝。”传说《左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但是,《左传》作者到底是谁?两千余年来,众说纷纭,到今天还是个悬案。《史记》作者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而著,     

论庄子的小说观念

《庄子·杂篇·外物》提到的＂小说＂并非偶尔使用的一个词,而是指不合于道家思想即不能＂大达＂至道的其他诸子学说。＂小说＂不仅指一种言论方式,也同时指一种文体形式,它属于先秦诸子说体文的范畴。而说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且其本身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正是沿袭了庄子的＂小说＂观念,将小说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著录于《诸子略》,完全符合先秦两汉的学术生态和分类习惯。而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云云,更是点明了小说与政教的关系。这种从政教学术的角度来认识小说价值,从杂说短记的形式理解小说的文体特点,是中国古代传统子部小说的基本观念。因此,庄子所云＂小说＂决非＂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实具有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创始意义。     

《汉书·艺文志》不设“史部”原因析论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志目录,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学术界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史思想和史学史意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学科的构建、史书的分类、两汉时期的经史关系、班固的史学思想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得出《汉书·艺文志》未给史部单独设类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缘由.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古代历史学学科的发微,以及先秦两汉时期历史学的发展脉络都做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汉书·艺文志》所载大学著作研究

《汉书·艺文志》所载大学著作研究陈黎明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建立于东汉时期，如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序》中即言：“郑（玄）、许（慎）辈起，务究元本，而小学乃权舆焉。”①因之，语言学史类著作往往自东汉开始说起．实际上，《汉书·艺文志》所载小学类著作...     

《汉书·艺文志》的编撰及其特点

《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系依据《七略》改编而成,且有所创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它的产生,开创了利用官修书目在正史中编撰“艺文志”的先例。对于这类书目,郭沫若有中肯的评价,指出:“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据     

论诸子的相反相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光辉时代。当时出现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盛况。“百家”一词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百家》百三十九卷”。所谓“百家”,意在表示其多,其实当时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汉初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指》,确实是得其要领。百家之学的特点是,各自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各自独立阐扬其所见,共同构成群星灿烂、文化高度发展的局面。     

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183;艺文志》小说家序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小说的系统论述。分析可以发现,它通过赋予小说资治的功能,将“小说”由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普通词语转变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文类概念。从《汉书.艺文志》设立小说家以后,小说成为古代书目中的一个类别。可以说,是《汉书.艺文志》创造了作为文类的小说概念。     

再释《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诗》小序中有一段:"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这是小序中对《诗经》的介绍。历来注家对其解释较少,本文试图探求《汉书·艺文志》中哪些部分为刘向所写,哪些部分为刘歆所写。     

论《汉书&#183;艺文志》的图书分类

历史形成的学术分类思想、王官之学的影响、现实的学术状况及学术的兴替变化,都影响到《汉书.艺文志》的图书分类。《汉书.艺文志》体现了刘向、班固等学者对当时学术存在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诸子略》的分类,梁启超、胡适等说纵横、农、杂三家“绝无哲理上根据”是不足为训的。刘、班时代史籍未能独立为类、史书入《春秋》类、史籍入《书》类,都反应了当时史学意识尚未十分明晰;而《小说》类与史书分离,又说明当时史学意识已开始萌芽,认识到了实录是史书的根本特征。阮孝绪《七录序》以为“史书太少,不足以为类”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研究将古代目录学著作是否将史部独立为类,划分为《七略》分类系统和四库分类系统。阮孝绪《七录》与王俭《七志》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史部的独立,属于四库分类系统;而后者仍属于《七略》分类系统。     

论先秦兵家的性质及其产生

从《汉书.艺文志》著录各个部类书籍之后的类序和后代目录学家对书籍的分类可以看出,古代人是把兵书和诸子同类看待的。虽然诸子和兵家的形成吸收了“王官之学”的某些思想资料或文化元素,但直接说学派本身源自王官某职是不确切的。从历史的递进层次来看,第一阶段是有兵事而无兵学,第二阶段是有兵学而无兵家。从《兵书略》和《诸子略》对先秦同一作者的文献采用在不同类中进行“交叉著录”的方法,我们可以分析得知,到战国初才正式产生兵家。而且最早的兵家人物与法家人物常常是二位一体,其共同渊源则是在孔子身后分散各地的“别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