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的间接征收之认定与我国BIT的完善

间接征收问题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是个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它直接影响到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切身利益。通过分析国际投资协定的规定及国际投资实践对间接征收的界定,期待形成普遍接受的认定标准,及对我国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完善作出贡献。     

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近年来,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条约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的案件逐渐增多,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国际投资条约中一般规定投资争端适用国际投资条约、有关的国际法或东道国国内法等。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大多规定有投资争端的法律适用问题,但在具体条款例如东道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适用问题上仍需完善。     

环境保护:海外投资者面临的法律问题

随着国际社会对海外投资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海外环境的保护成为投资者面临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目前,投资者对于海外投资的环境保护,承担着具有规范作用的国际软法义务和表现为东道国及母国政府规制的间接国际硬法义务.东道国政府法律规制可能引起的国际争端以及环境侵权引起的国际诉讼表明,对海外投资的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政府和海外投资者应注意对海外投资环境的保护.     

浅析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市场准入的规制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对跨国公司活动进行引导和控制的必要性,准入政策作为东道国和跨国公司正面交锋的第一环节,一度成为最主要的政府规制手段.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准入规制主要有:程序上一般表现为投资审查或审批;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投资范围的准入规制.发达国家法律对外资准入尤其是在公司并购均有管制性规定,以防止垄断并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公正公平待遇条款探析

国际投资协定的公正公平待遇条款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运用。而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公正公平待遇的规定存在三种类型,由于我国对外签订的新式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者——国家的争端解决仲裁机制采用了几乎毫无限制的模式,这使得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公正公平待遇条款存在讼累的风险,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公正公平待遇条款要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进行完善。     

外资法的选择:南非改革《投资保护法案》

国际投资体系正在遭遇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双边投资协定提供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是否确实有益于增加投资的流动，全球多个国家正在审慎地进行外国投资法的改革。基于此，文章以南非的实践为现实起点，通过概述南非投资保护制度变革的缘由以及深入剖析《投资保护法案》的立法意图，阐明其以国内立法维护公共利益监管权力的法律选择，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远赴南非的中国投资者提供法律风险的预判，揭示外资法变革对于中国投资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南非建立新的投资保护制度，其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持稳定、可预测的投资环境与实现投资保护改革的若干目标之间的平衡。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研究

为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投资利益,在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要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应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性质、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合格投资以及代位求偿权的行使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欧盟新近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间接征收条款研究

欧盟在TTIP草案中设置的间接征收条款主要采取了兼具行为效果与行为目的理论模式。该种模式并没有对构成间接征收要素中的合理期待、比例原则、透明度等关键问题进行规定。只有在充分认识欧盟提出的间接征收模式缺陷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完善中国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间接征收条款。同时,经济效益理论与风险承担理论对于完善间接征收的补偿条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也能更好地对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利益进行平衡。《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是对间接征收规定得较为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结合欧盟的TTIP草案,还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公平公正待遇视域下主权债务重组的国际责任

债务国发动的主权债务重组程序可能会引发其对国际投资协定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所规定的条约义务的违反。依照各案仲裁庭宽松判断的标准,除了单纯主权债务违约外,当东道国发动主权债务重组程序时,几乎都可能因违反公平公正待遇而产生国际法责任。公平公正待遇允许仲裁庭在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之间进行全面的司法平衡,债务国存在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可能,但同时也存在免除责任的空间。阿巴克莱特等诉阿根廷案的债券持有人主张阿根廷的债务重组行为违反了意大利——阿根廷双边投资协定项下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构成征收。仲裁庭对此案的裁决将首开主权债务重组之国际法责任认定的先河。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研究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非政治化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些东道国逐渐开始对投资者提起反请求,以求缓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偏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状。然而,迄今绝大多数东道国提起的反请求都被仲裁庭基于国际投资协定中范围条款约定含糊、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之间缺乏关联性等原因确认无管辖权或被驳回,与快速发展并逐步健全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东道国反请求规则的发展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在现有的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普遍缺乏关于反请求的直接约定以及关于投资者义务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协定条款,在中国谈判和签订的自贸协定及投资协定中设置明确的反请求规则,将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确定化,明确对东道国的归责方式,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投资者可能提起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案件,制衡投资者的权利。     

国际投资规则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近些年来,国际投资领域出现新兴国家对外投资崛起、国际投资争端频发、看待国际投资态度转变等新的变化,国际投资规则的内容、结构也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国际投资规则发展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已经从单纯的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兼具“主要资本输入”和“重要资本输出”双重地位的国家,中国应加快在投资规则中的立场转换,提升投资保护待遇,逐步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     

国际仲裁实践的挑战与美国国际投资协定的晚近发展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传统上美国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签订高标准的投资协定。晚近，随着NAFTA的生效，美国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诉至国际仲裁庭。针对国际投资实践对东道国利益的漠视，美国国际投资协定开始转型，注意平衡投资者权利与东道国利益。中国是世界上资本输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吸取美国国际投资协定发展的经验，保护中国国家利益不受外国投资者的挑战。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预警系统研究

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项目评估的起点,是影响海外直接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研究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以及建立灵敏的预警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依据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的26个国家2002-2009年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BP神经网络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 :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投资者应首先防范政治层面的风险。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中等且与我国政府具有良好外交关系、社会文化差异性较小的国家,投资者应首先防范经济因素引发的政治风险。在政治经济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投资者应防范我国与东道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距离所引发的政治风险。     

论WTO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完善

作为WTO成员国的中国,现行的外商投资法与WTO协定中有关投资的规定仍有差距,诸如在外资准入、外资经营及立法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因而提出了改革并完善我国外商投资法的具体建议。     

论中国外资法与TRIMs协议的适应

TRIMs协议作为WTO一揽子协议之一 ,规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并对成员方的外资立法提出统一的要求。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着如何使我国的外资法与TRIMs协议相适应的挑战。本文试从TRIMs协议对其成员方外资立法的基本要求和该协议本身的发展趋势出发 ,评价了我国目前外资法的现状和已经作出的应对 ,对我国外资法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分析     

中外合资企业“独资化”的若干法律问题

近些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明显提高，并且原有的一些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尤其是跨国公司，亦纷纷通过受让中方股权或增资扩股的方式将合资公司转变为外方控股或独资的公司，呈现出一股“独资化”的趋势。合资企业的“独资化”趋势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原因，并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合资企业“独资化”过程中的增资扩股、股权转让及其审批、股权交割完成的标志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国际投资法自由化与我国外资立法对策

国际投资法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化趋势,从而促使国际投资法律调整的结构框架和内容体系发生重要的变化,也促使各国利用外资及发展经济的政策和立法做出重要的变化.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投资自由化的步伐,但盲目追逐只会对自身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应正确对待国际投资法自由化的发展,并顺应这一形势的发展.本文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战略角度,提出完善我国外资立法的一些对策.     

授权资本制下资金到位之监管

与公司法之法定资本制不同,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外商投资企业规定的是授权资本制。因其固有缺点所决定,授权资本制引发了诸多外商投资企业出资不到位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对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注册资本制度进行改进设计。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东道国外资政策演变

在跨国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外投资的动因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重点。而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则是根据学者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结论而发展变化的。东道国外资政策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激励性的优惠外资政策;投资促进性政策;强调产业关联性政策。研究显示,执行与出口促进贸易政策相一致的FDI输入政策的东道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比较成功,而执行与进口替代相一致的FDI战略经济体则没有从FDI获取太多利益。     

FDI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作用的检验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存在利大于弊和弊大于利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从而导致对待外资支持或反对两种态度.为此对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适当拓展后，对我国利用外资对经济增长、出口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基本支持第一种观点，即吸引外资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应当继续扩大吸引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