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初“九僧”——诗

“九僧”是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 ,但很少受到后人的关注。从其诗歌入手 ,对他们的交游、诗歌艺术两方面进行考察 ,认为这个诗僧群体在承袭“晚唐体”的同时 ,也体现了宋初诗歌发展的某些新面貌 ,呈现出过渡时期的色彩。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诗人的聚合与诗坛的分化——40年代与九叶诗派有关的三次论辩述评

40年代来 ,中国社会处于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之中 ,新诗经历 30年的曲折发展之后也面临重大转折 ,此时 ,围绕九叶诗派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创作发生了三次论辩。通过梳理历史、剖析争议的起因及辩论的实质 ,描述诗人群落的分化与聚合 ,揭示九叶诗派拓展新诗生存空间的努力 ,以及这种探索在战争环境形成的社会心态与文学潮流的夹击下终不免沉寂的命运     

论“九叶”诗人在1940年代的会合

"九叶"诗人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诗人群体,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群体在1940年代的第一次会合,主要得力于西南联大的诗歌圈和《诗创造》、《中国新诗》两个刊物的整合作用。会合后的"九叶"诗人,成为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一支生力军。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第二个童年与海”——试论九叶诗人新时期的诗歌创作

九叶诗人穆旦、陈敬容、郑敏等人新时期的诗歌创作,不仅坚持早期的艺术理想,而且还深化和发展了自己的艺术探索和艺术风格,老诗人归来的歌唱丰富了新时期的诗坛,迎来了艺术生命的"第二个童年与海".     

“中兴四大诗人”名称来历考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中兴四大诗人".但是"中兴四大诗人"这一名称的确立,却是经历了一番曲折,最终形成文学史现在的面貌.它首先由南宋诗人杨万里提出,尤袤紧随其后,由方回最终确立,其指称的诗人群体也经历了"尤萧范陆"到"萧杨范陆"再到"尤杨范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形成原因也是论文考察的对象.     

《全宋诗》及其“订补”失收诗人七家补遗

明初编纂的大型中国古代诗词总集《诗渊》被称为“古诗,尤其是宋诗辑佚之渊薮”,在《全宋诗》的编纂及其订补过程中虽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然而尚多有遗珠.考订该书所录宋诗,《全宋诗》及其“订补”所失收者尚多有之,今择其要者凡诗人7家12题31首,公诸同好,并就教于方家.     

论皎然《诗式》的诗人批评

皎然《诗式》中对历代诗人诗作的评价有其独立的诗学立场，集中体现在对谢灵运、齐梁诗歌、陈子昂、沈宋及大历诗人的批评上面。如以“真于性情，尚于作用”评价谢灵运，认为齐梁诗“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等，都反映出皎然独立的诗学见识。     

论“九叶”诗派及其代表诗人穆旦

20世纪 40年代,国统区出现一个重要诗歌群体,即后来被称之为"九叶"诗派.该诗派成员 9人,实分为两支,穆旦、杜运夔、郑敏、袁可嘉出身于西南联大诗群,系正宗智性现代派;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则湜在特定时期分别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走向现代派.他们既有超越社会现实之心,又怀介入时代斗争之志,是富于良知的知识者,以智性现代派把握世界的独特的认识角度,概括出新颖的感觉方式,传达诗情突进的艺术技巧来展现大动荡中生存体验的创作群体,而穆旦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天隐圆至是元代著名的"诗禅三隐"之一,他不仅以遗民身份遁迹佛门,而且一生远权要,避名誉,以道味自尚,是"三隐"中最当得起"隐"之名者。圆至所著《牧潜集》,元明凡经三刻,是元代诗僧重要的别集。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他的诗歌多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较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婉可味。     

试论唐代道教诗人吴筠的咏史组诗

吴筠的《高士咏》与《览古》诗是前代少见的咏史组诗。《高士咏》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社会上的伪隐之风,对历史上的高士进行咏赞。《览古》诗则从道家哲学观、社会观的角度,对历史发展、演变作出了哲学思考,告诫士子应全身远害。吴筠的咏史组诗有其艺术特色与价值意义: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达到了人物形象塑造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现出平和冲淡与悲沉凝重两种艺术风格,并有强烈的理性色彩;标志着大型咏史组诗的出现,并对后世产生影响。     

北宋西蜀隐逸诗人张俞考论

张俞是活动于北宋仁宗朝的一位德行、文学皆著名的隐士 ,对宋代巴蜀文学乃至宋代文学颇有贡献 ,但学术界似乎还无人对他进行过专题研究。文章略考张俞事迹、交游、著作 ,并试论其文学创作成就。     

竟陵诗派与清代诗坛

竟陵诗派在清代诗坛被指责为亡国诗妖、不学之诗。少数独具慧眼的诗人学者曾对竟陵诗派做出过公正评价,但在批判竟陵诗派的强势舆论中细若游丝。喜爱竟陵诗风的诗人只能暗取其艺术精髓而另换门庭,几乎没有谁愿声称与竟陵诗派有渊源联系,中国诗歌史上出现了从没有过的文化恐怖。这种文化恐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随后乾嘉诗坛的虚肥啴缓之气;对竟陵诗派“不根”、“不学”的诋责,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诗根柢于学,清代诗坛折入学人之诗的道路。     

南宋词人刘德秀小传辑补

南宋词人刘德秀,《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刘氏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兹辑补其未备者若干事：德秀自号退轩。曾任桂阳军学教授。孝宗淳熙十年,已知长沙县。十二年,已知湘潭县。约十五年至光宗绍熙元年,四川制置安抚使司参议官。三年八月,已知重庆府。此后,曾任大理寺主簿。五年七八月间,已任大理寺司直。五年八月至宁宗庆元元年四月,监察御史。元年四月至二年正月,行右正言。七月起,兼侍讲。至迟此年十月,阶官已至朝奉大夫。二年正月,除右谏议大夫。至迟此年十二月前,仍兼侍讲。三年二月,犹在右谏议大夫任。至迟此年七月,已官兵部尚书,仍兼侍讲。至迟此年八月,已官殿中少监、兵部尚书。四年四月,兵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九月,吏部尚书,仍兼实录院修撰。五年七月,出知婺州,贴职已至宝文阁学士。六年,犹在婺州任。此后至嘉泰二年十一月前,龙图阁学士、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此后至开禧元年四月,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四月至九月,太中大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爵郡公。以病乞去,九月,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静闻禅师死因之分析

静闻禅师和徐霞客同行赴云南鸡足山 ,在衡阳湘江被强盗打劫 ,静闻被创伤 ,但仍继续旅行 ,在将离开桂林时生病 ,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拖着病体到达南宁 ,终于不治。明代学者有“静闻被创死”之说 ,本文加以纠正。     

千古文章未尽才-解读金末短命诗人王郁

生活于金代后期的王郁是一个年青而富有才华的诗人,率真任情乃其个性;他不满当时的文风和诗风,要求文章合韩柳之文辞与程张之理学,以“唱起斯文”自任;还要求在“复古”中革除诗弊。其存诗虽极少,但仍有特色可寻,他擅长于乐府诗的创作,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     

《唐九卿考》订补

<唐九卿考>是近年出版的重要的文史研究著作,但尚有缺误.根据新出土文献进行补正,有助于该书的进一步完善.兹将新发现的九卿材料及书中的错误共 124 条整理出来,作为<唐九卿考>的订补,以供唐代文史研究者参考.文章分三个部分:增补九卿姓名条目、增补九卿重要新材料、订正九卿任职年限及名字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