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序看宋人的词体观

北宋著名词人中,有的很擅长题序写作,有的却只是偶一为之,或从未涉足。这种对于题序态度的反差是宋代两种词人——音律家的词人和文学家的词人的分野,同时也是两种词体观的反映:视词为一种音乐形式还是一种文学体裁?南宋这两种词人从表象上看都热衷于题序,但其题序特点所反映的深层的词体观则不同,重视题序的姜派词人其实是音律家词人与文学家词人的合体。     

美人闺房愁绝——唐五代词“男子而作闺音”范式

田同之以“男子而作闺音”论词,准确地把握了词最为范式化的特质。花间、南唐词人,在创作中大都“遵循一种惯例性的艺术表现范型”,即“男子而作闺音”范式。这种范式由温庭筠开创,为花间、南唐词人所强制乃至发展和深化。     

论唐宋咏物词的审美特征

由词之为乐的时间性特点,反观唐宋词中大量的咏物词,则更易看出词人拥有的充满音乐节奏的审美心灵。在这种心态下,离形写音,化空间为时间,在管弦声中聆听物的节奏,成为词人谋合词体体性的艺术精神,亦展现出与徒诗不同的审美特征。由此,那种仅关注于"物",而求形神兼备,进而关注于"情",而求言外之意,距离歌场下的"物"感,终是隔了一层。     

姜夔与张炎词之比较

一作为词论家的张炎,在其专著《词源》中,对宋代词的创作与发展,作了认真地总结,提出了“词要清空”的艺术主张,并以前辈词人姜夔词作为清空词风的典范,否定了当时风靡词坛的吴文英的质实词风;作为宋代末年一位极有影响的词人,他既然在理论上高标“清空”这一创作原则,则在词的     

祭词词:清代词人的身份认同与词学演进

祭词词即祭祀词神之词,是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的一类词作,其创作非常鲜明地受到祭诗诗的影响。祭词词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创作,分别是道光元年吴中词人戈载、朱绶等人的祭词词唱和、道光二十六年雷葆廉发起的祭词图题咏、光绪二十三年王鹏运与其弟等人的祭词词唱和。此外,在祭祀词人生日和修建词人祠庙时也有祭词词作品。祭词词大都写于岁末,所祭词神或为自然神,或为人格神。祭词词在渴求词神庇佑,表达自哀自悼之情时,将词人人格与“君子固穷”等传统士大夫品格联系起来,表现了词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体身份认同三个层面。从词学观念的演进来看,祭词词的作者有意识地凸显了“词人”形象的自我营造;同时,祭词词作家也表达了对词体的认识与尊崇,他们或体认词的音乐属性,或强调词的精神品质,或认同词的创作难度,对于词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均有较为深入的思考,从而彰显了祭词词在词学史上的独特意义。     

忆云"愁癖"浅论

忆云 ,是清后期词人项鸿祚的字号 ,著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4卷 ,其主要内容是抒写词人内心之“愁” ,但各卷“愁”之内涵并不完全相同 ,大抵甲稿以青年男女的相思愁为主 ,乙稿以抒羁旅之愁为主 ,丙稿则有身世之感 ,家难之悲 ,尤多光阴易逝之忧 ,丁稿是词人在经历了诸多变故及两试进士不第后所作 ,其内心更为悲凉 ,或抒离愁或写别恨 ,或叹身世如浮萍或感华年已逝、青春不再 ,或悲功名之难博或伤人事之不可测等。其词“幽艳哀断” ,很有特色。项鸿祚以“凄苦”之音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并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词编年考辨

在我国词史上,苏轼是位开宗立派的人物。他传世的词作约350首左右,其中一部分有词题或词序,说明写作的时间、地点或写作的原由,开创了词中制题系序的风气并为后世词人所效法,对词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有一部分词没有词题或词序,读者则难以寻迹相证,窥其要旨。朱祖谋的《乐坡乐府》是最早为苏词编年的开山之作,给学习和研究苏词提供了很大方便。之后,又有不少学者踵武朱氏为苏词编年,日积月累,成绩斐然。近年来,我们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对于苏词的编年也偶有一得之见,今撮举几首就正于读者。     

姜夔《暗香》、《疏影》托意新证

《暗香》、《疏影》为词坛名作,其托意历来众说纷纭。其实,两词在咏梅的外表下寄托了作者情脉一贯的怀人之情:《暗香》为怀念合肥恋人之作,《疏影》则为词人向范成大索求小红的闪烁之词。按照这一思路,则历代对这两首词的疑惑与难解均可冰释。     

论词的传播方式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词一向被看作花间尊前侑酒佐欢的工具,主要功能是“娱宾遣兴”,其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歌馆酒楼、席间尊前的歌妓口头传唱。歌妓“乞词”于词人,词人“赠词”于歌妓,不仅使词作得以保留、流传,也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再者,作为词之传播主体的歌妓是词人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女色的参与,对词人的创作也是一种刺激。词中大量的对歌妓曼妙无比的歌喉与仪态万方的姿容,甚至她们的发髻、纤足、小手、指甲等的描写,即是明证。     

东洋词境：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词人的异域创造

晚清民国时期，词境由域内向域外延伸成为词史发展的重要现象，而东洋词境堪称其中意蕴丰富且极具价值的方面。此期中国赴日词人或出使，或留学，或旅居，目的不同，身份亦殊，导致他们的创作意图与创作心态以及由此生成的东洋词境格外复杂。东洋词境的“身外之境”集中于对东洋山川、民俗与新生事物的描摹，而“身内之境”则普遍隐含着“异国—祖国”的情感结构。由于中日关系的变动、群体选择的歧异、词学宗尚的异趋，“异国—祖国”的情感内涵与呈现存在着变化与差别。东洋词境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词人异域创造的结晶，是词人创作进境与转境的重要表现，是对中国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大力弘扬。     

朝鲜文人对李锴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在出使北京的途中结识了辽东诗人李锴，互有诗歌酬嘱。李锴的《睫巢集》也随之传入朝鲜。朝鲜文人对李锴诗作中的“故豳之思”和淡泊情怀颇为欣赏。多有赞誉。李锴虽不是诗坛大家。但是朝鲜文人对其诗歌的接受是两田诗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圜文化交流的盛况。也为“辽东三老”研究增添了新的文学史料。     

论李煜诗

李煜为词名所掩,其诗歌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通过搜集整理李煜存世的全部诗作及断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两个方面分析李煜诗歌的类型与表现力,可以发现,李煜诗的成就不亚于其词。李煜诗是他人生观的写照,能抒发真实性灵,往往以小见大,语短情长,虚实相生,一叠三叹,有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     

论柳永词中的自我意识

柳永用词作为抒发情感的手段,向世人昭示了其要求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强烈愿望。使词沿着李煜的抒情取向发展,展示出宋代下层文人世大夫的坎坷命运和失意苦闷的心态。     

程垓闺情词论析

"男子作闺音"是宋词中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两宋众多词人中,程垓乃男子作闺音之典型,他的词集名《书舟词》,其中闺情词有20多首。程垓以女子口吻为代言体作闺情词,用曲折婉转的方式反映自己与故乡以及与意中人的双重别离,间接自我抒情,题情合体。然而他在闺情词创作中仍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男性主体意识,以男性化视角来想象伊人,这使得词中女主人公形象略显人情不足。     

南宋词人李曾伯年谱

李曾伯为南宋后期的名臣重将，也是一位重要词人，今存词七卷，计二百余首。其词不屑作莺娇燕呢之语，而喜用慷慨悲壮之调，抒发忧时感世之情。然身后事迹几近淹没，今据其文集及相关史料，编排其行年、交游及著述情况，以为知人论世之助。     

李白诗歌中的“星”意象研究

李白诗歌中有许多鲜明的意象,如山、水、月、酒、柳、船、云、星等。这些意象描写生动,寓意深刻,是诗人生命意识和文化特质的重要载体,也是其独特人格意识、卓越生命体验的再现。通过对李白诗歌中频繁出现的"星"意象进行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星象学的联系,进而剖析"星"意象与诗人的人格意识间的深刻联系。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李白乐府诗歌《蜀道难》等三首同音重复的语言风格

李白三十多岁初入长安时期创作的乐府诗歌《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是其诗歌创作第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本文运用汉语韵律学的理论,分析李白《蜀道难》等三首乐府诗歌中运用同音重复手段所产生的一唱三叹、突出主题、加重感情等音韵魅力和语言风格,揭示了作品中语言风格与托物言志的意境、“挥斥幽愤”的思想感情是融为一体的,让读者从新的角度体味李白乐府诗歌崇高的浪漫主义意境。     

李商隐诗歌对词体创作观念和审美意蕴的影响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发展轨迹中,李商隐是一个特殊的联结点。五代词及宋词中有大量对李商隐诗句的借用和化用;李诗中营造的典型的个体氛围下的情境,精致而迷离的意境美,在词体创作尤其词境美和情韵的表现中,深刻承续下来;而李诗对心灵世界的深邃表现,亦为宋代词人转向内生活的创作要求,提供了成功的典范。李商隐诗歌与后代词体创作之间存在的诸多契合点对于探寻诗词沿革的脉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