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门径初窥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最难涉足的领地。诗歌本是诗人灵光乍现和句斟字酌的结果,其中的意象即便是诗人本身也无法再现;其语言又是集本族语之大成而又突破传统、冲破规约的鲜活文字;韵律使得诗歌可以长久地为人所传诵,或吟或咏,源远流长。因此,诗歌翻译中,意象、语言、韵律三者缺一不可,但偏重却又随诗歌本身的特点各不相同。意象是诗的灵魂,语言是诗的血肉,而韵律是诗的舞步。就诗歌翻译的这三大元素展开讨论,就如何保留诗歌中原有的意象,用原作者的语言来译诗,以及恰到好处地表现原诗的韵律阐述一些见解。     

庞德的“重构”艺术及其启示

美国诗人庞德翻译过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他的译文自然晓畅,韵味十足,可以说是用现代英语诗歌的形式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的创造性阐释。本文试图从英诗角度对他所译的李白《长干行》一诗加以分析,旨在说明庞德的翻译方法的成功之处及其对于翻译理论的借鉴意义     

骆宾王《咏水》诗的文本意涵与价值

<正>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朝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初唐则诗人辈出、诗作丰硕。在群星璀璨的诗人中,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中诗作最多、影响最大、成就卓著的一位。他出生于浙江义乌县,其家东临乌伤溪,西近绣川湖,北依山峦,南邻县城,东南还有一条大江蜿蜒流过。清秀的山川,荡漾的水波,哺育了他的诗歌情怀,为他《咏水》等诗的产生打下重要的基础。     

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翻译风格及其翻译论争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李白诗集单行本,深受英文读者欢迎,颇具影响。译者的中国情结集中体现在这本融译诗与史料于一身的诗集中。他的散体译诗策略秉承了埃兹拉·庞德的译诗传统,颠覆了以往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风格。1926年,中国学者闻一多对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进行了评介并得到小畑薰良的回应。双方的译事商榷重点探讨了选诗考证、“诗意”能否翻译与翻译对文化、文学的影响等问题,于当今的诗歌翻译仍具有借鉴意义。       

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

英美意象派是二十世纪西方兴起的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支派。意象派的创始人和前期主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曾经翻译过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王维的诗。他的翻译诗集《中国》(Cathy)于1915年问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为是庞德对于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庞德不懂汉语。他之所以能够翻译中国古诗,得助于他本人的诗歌风格。1913年,已故东方学家欧纳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 osa,1853—1908)的寡妻在《诗歌》(Poetry)杂志上看到庞德的诗,觉得他的     

敦煌《咏廿四气诗》研究

敦煌《咏廿四气诗》,共二十四首,作者依据气候、农事活动以及民俗,叙述了二十四节气的面貌,其内容贴近生活风格朴素构思手法新颖,是同类题材诗歌中的佼佼者。本文介绍了《咏廿四气诗》的内容和艺术特色,还与同类的唐代咏节气诗、宋代咏节气诗以及唐代的山水田园诗进行了对比,以更好地感受这组咏节气诗歌的魅力。     

浅析《古舟子咏》中的宗教内涵

《古舟子咏》是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从表现手法看,诗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思想;从思想寓意看,诗中包含了丰富的宗教内涵.文章试从基督教思想、人物形象和象征隐喻三方面解读《古舟子咏》一诗中的宗教内涵,从而更好地理解全诗.     

德庇时汉语古诗英译的翻译目的论阐释

英籍传教士、汉学家德庇时在华期间翻译中国典籍7部,其于1829年出版的《汉文诗解》是汉学家古诗翻译的早期作品.德庇时的译诗多是节选,试图更多更广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诗歌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他在译介中国诗歌时注重对汉英诗歌的形式韵律不同进行讨论.他对古诗中文学形象英译多以直译为主,并改写来自中国宗教文化部分的诗歌意象.选译诗歌类型多样,多为社会风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宗教伦理方面的名家和民间诗歌.德庇时的翻译中国诗歌的过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从译文、翻译策略和诗歌意象处理方式等方面来看,他既有知识传播和商业贸易的目的,也有改写意识形态的用意.     

观点举要

P11经常有人问我:某某人译的西班牙文版的唐诗怎么样?我一般都会说:你只要知道他用西班牙义会不会写诗就行了。他如果会用西班牙文写诗,自然能翻译诗;如果他根本不会用西班牙文写诗,请问他如何能把中国诗歌翻译成西班牙文诗歌呢?赵振江《二度创作:在诗歌翻译中如何接近原诗的风格神韵》     

从《哀希腊》六译本看翻译规范的变化

图里提出文学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活动,他将翻译规范大致分为预备规范、操作规范和起始规范,等等。《哀希腊》是拜伦的众多诗歌中在中国被译介最多的一首。文章对比了该诗在不同时期的六个译本,力图从中发现一些翻译规范的变化。     

《大英国志》与晚清国人对英国历史的认识

1856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为近代中国文化人带来了大量的关于英国历史的知识信息.本文通过对<大英国志>译本的分析,译者蒋剑人在翻译中对英国历史的理解,以及<大英国志>在晚清的流传和影响,指出该书为晚清中国人正确认识有关英国历史,提供了最新的、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使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地了解了英国的政体演变、历史沿革和文化成就.该书在近代中外史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诗人译诗,是耶?非耶?--徐志摩诗歌翻译研究及近年来徐氏翻译研究沉寂原因新探

徐志摩是一位公认的天才诗人,曾负笈英美多年,饱读过英美文学典籍,回国后在北大、清华等学府教授英语,具有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因此,作为译者,徐氏无疑具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但于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译界评论不一.有鉴于此,笔者特撰写本文,主要对诗人徐志摩的诗歌翻译进行较为全面、客观和辩证的探讨,同时拟对近年来我国文坛和译坛出现的关于徐志摩之与翻译研究的"沉寂"原因与刘全福先生商榷.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论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曾纪泽作为晚清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俄伊犁问题交涉期间,他审时度势,采取了备战促和的谈判策略,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同时,伊犁谈判也反映了此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态势,对清政府更好地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庞德的《神州集》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化

庞德早期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主要见于他1915年翻译出版的《神州集》里。《神州集》收录的18首汉语诗歌英译文译自19首中国古典诗歌。庞德主要以他提倡的英语现代诗歌的散文价值作为翻译的参考标准,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现代化,使中国古典诗歌以现代英语自由诗的形式进入英美文学界,并大放异彩。     

论《咏怀诗》的抒情化倾向

阮籍对情感极为重视。他将《咏怀诗》作为他复杂感情的载体。阮籍但求抒发情怀,无论是指斥世人,还是高歌遁世,都是情郁结于中,喷薄而出。这使《咏怀诗》对五言诗的情感范围有所拓展。这一组诗中的情感不仅浓烈、执著、厚重,而且寄托“遥深”。与此相适应,《咏怀诗》的结构模式、语言风格、修辞手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在阮籍手中完全改变了五言诗的民歌性质。     

《佳人奇遇》:梁启超的翻译缘由与对中国政治小说的影响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小说的最早创作者,深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1898年率先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上刊载了自己并未署名的译作《佳人奇遇》。文章立足于政治小说得以翻译的原初语境,考察了梁启超翻译柴四郎《佳人奇遇》的偶然和必然因素,并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辩论风气的形成等两个维度,初步探讨了《佳人奇遇》对于清末民初政治小说的影响。     

屠隆《绛雪楼集》及佚文探考

屠隆一生著述甚丰,诗文集《绛雪楼集》虽未付梓行世,却曾收录其晚年主要诗文作品,一批作于万历二十一年后的屠隆集外佚文极有可能出自于此。它们对研究屠隆晚年的行迹、交游、创作、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可为屠隆年谱补充更多的事实与细节。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