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格律诗及其中西文化渊源

新格律诗倡导诗歌格律,对新诗的发展具有规范意义,但也存在着对诗歌音乐性理解狭隘的不足;同时,新格律诗体现着中西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与融合,其理论思维兼具东西诗论特色,格律形式受惠于中英格律诗歌传统;新格律诗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既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也深受英美近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诗人精神结构的外化。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汉语的音乐性潜质及其在现代文学语言中的失落

汉语语音具有良好的成乐条件。最具汉语特色的节奏形式建立在对声韵律的利用与对声音平仄的调配之上,音步的作用在汉语语音中也十分明显。古典诗歌与散文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优势,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音音乐性传统。胡适、郭沫若、艾青等人借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影响使“自由诗”成为新诗主流。“自由诗”在向口语化、散文化方向发展时,没有顾及中国诗歌自身的传统及汉语自身的特征,是不成功的。由于现代汉语词汇成分的变化、语法的欧化、现代文学的欣赏方式与古代文学之间的差异,以及现代作家与古代作家在知识背景与文学兴趣上的差异,汉语的音乐性潜质在现代汉语散文中也没有很好实现。     

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歌词对当代新诗的启示与救赎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与歌词越来越走向分离。此后,虽然新诗在80年代获得了一定的繁荣,但从90年代开始逐渐无人问津。相反,歌词却乘着音乐的翅膀翱翔,并与时代一同前进。因此,当代新诗要走出困境,必须在歌词的时代性、民族性、音乐性、意象性等方面获取有益的启示。     

谈新诗形式问题

我国诗歌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流派。自从新诗出现在中国诗坛的第一天起,就引起了对新诗形式问题的争论。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在批判地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现在的新诗     

谁的“现代”? 怎样的“诗”?——论现代新诗的基本立场与平台

百年新诗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基本同步,因而对新诗的种种争论和探讨,便不能脱离我们对于现代中国的历史认知与感受,不能脱离于新诗作者自身的现代生存体验,而不必在西方"现代性"的影子下亦步亦趋。对于新诗,怎样的言说才是有效的?我们能否寻求和拥有一些基本的立场和视角以便共享一个最基本的对话平台,而不是让争论成为新诗资源的不断内耗和似是而非的自说自话?现代新诗的"现代"与"诗"就是这样的"平台"之一,这样的寻求有时并不在别处,它就在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起端。     

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     

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与中国新诗的形式建构

文章主要探讨了外国诗歌的翻译体对中国新诗形式建构产生的影响:翻译体最早实践了中国新诗革命的形式主张,是新诗形式的理想范本;翻译体是中国新诗自身的一种文体形式,参与并支持了中国新诗的形式建设;作为特例,外国诗歌的第三种翻译体影响了众多诗人的创作和形式选择。     

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

1927年在戴望舒的写作道路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戴望舒完成了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这种转变被戴望舒本人和后来的诸多评论者解释为从诗的音乐性到非音乐性的转变。本文将这种转变界定为由“唱”到“说”的诗的语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戴望舒本人来说是诗艺的一大进展,而对中国的新诗历史来说,也代表了由穆木天、王独清等人过分注重音韵的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特点的早期象征主义到真正注重诗质的中国现代派诗的转变。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