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诗坛中的一个特殊存在──论韦应物诗歌的思想特征

韦应物虽与大历时期其他诗人在生活的时代、个人的生涯、创作的题材等外在表现方面有相似处，但其诗歌创作却拔乎大历诗风之外，是大历诗坛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其社会诗与政治诗思想深度往往超过大历时期其他诗人，内容较为深广；个人身世感受诗中自省自愧的内容，在安史乱后痛定思痛的现实中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酬赠诗中表达素心安分，志切忧勤的思想感情，境界高尚；山水田园诗中融进仕宦责任感的变奏，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要之，积极有为，又追求高雅闲淡是韦诗的总基调。     

《随园集外诗》的价值

<随园集外诗>为近年发现的袁枚集外诗,有390余首之多,系清代同治蒋敦复所编辑,为袁枚27岁以前之作.它不仅有诗学价值,还有史料价值.袁枚二十岁前的诗歌创作、生活状态、思想意识,诗中都有具体的表现与反映,可以填补袁枚其它著作记述的空缺;而其中二十一至二十七岁的诗作也可弥补<小仓山房诗集>同时期作品内容的不足.此诗集发现后,学界以前对袁枚的一些评论或许要作修订,这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古代送别诗的分类

古代送别诗自《诗经》滥觞始 ,其后逐渐演绎发展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和类别之一。从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角度划分 ,送别诗可划分为送别诗与留别诗两大类。送别诗与留别诗都是以表达离情别绪为主的诗歌创作 ,但由于作者的身份、心境不同 ,因此在表达感情时各有侧重。     

诗与经验：从胡适到九叶诗人的诗学探索

经验与诗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从胡适到九叶诗人袁可嘉、唐湜等都对这一诗学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简要地追溯了这一探索过程,认为＂诗的经验主义＂并不必然导致写实主义和平庸化,它与＂经验说＂都是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揭示,都丰富了现代新诗理论。     

惰痴与心诗——再论李贺的诗歌特点

李贺,中唐韩孟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以写神仙鬼怪而成为诗界之"鬼才".本文力图在中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他的家庭环境、生活阅历及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感知能力等方面,结合他的诗歌创作,去揭秘诗人那寄情于诗,痴心于诗,以心为诗的精神世界.     

刘禹锡朗州时期创作心态及其诗歌特色

朗州十年,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在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他的心态由愤懑、抑郁趋向平和、旷达。谪居生活的苦闷使得他潜心于诗歌创作,由此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了诗歌的艺术手法,使得朗州诗整体呈现出一种沉郁而不颓废,豪放而兼具清丽,哲理与诗情融合的艺术品格,奠定了他未来诗歌创作的发展方向。     

关于曹植诗歌创作的两个问题

曹植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创作的赠答诗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艺术个性。这些赠答诗都集中于其诗歌创作的前期,后期未创作赠答诗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在曹植后期的诗歌创作中,抒写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的诗歌主题都不是单一的,同时表现出对于自由的向往和渴望。     

浅谈王昌龄《诗格》之格法

现存的《诗格》虽对其作者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书中内容对诗歌创作有十分重要的学习和借鉴的意义.此文将从诗歌创作的情与意、作者自身的文学积淀和对诗句的转化能力以及诗歌创作的技巧三方面来阐述《诗格》之格法.     

前后蜀讽谕诗初探

五代十国时期, 前后蜀诗歌创作相对繁荣, 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讽谕诗, 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后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些讽谕诗在艺术手法上也别具一格, 其特点为: 针对性强, 主题集中; 短小精悍, 通俗易懂; 讽刺犀利, 幽默风趣。     

“雄深迫扬马,妙丽该沈宋”——略论秦观诗的整体风格

长期以来,对秦观往往缺乏科学公正的研究和评价,对其诗歌创作,则多以“女郎诗”定论。但纵观秦观的诗歌创作,并不乏豪雄沉重之作。即如所谓“女郎诗”,在他现存的诗篇中,也仅占全部的四分之一。而且,这两方面的创作,均反映了诗人的审美情趣和所追求与表现的不同艺术风格。尤其他屡遭眨斥,到处飘零的经历,也使他的诗歌创作风格产生很大变化。这正说明大家之诗,其风格决不仅仅是单一的。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徐增《怀感诗》与明末清初文坛生态

组诗《怀感诗》是徐增诗歌创作的典范,既表达徐增对平生所交友人的深切怀念之情,亦勾勒出明末清初之际,江南文人的生活状态及其文化生活,其中部分内容可以弥补史料记载缺失的不足。而《怀感诗》以组诗形式出现在清初文坛,既是诗歌自身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亦与此时期文人情感内涵的复杂丰富性、徐增本人的性情及人生经历有关。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宋代诗谶的类型划分及心态解析

诗谶作为诗歌阐释方式之一,从它诞生之日起,便对诗歌创作及其阐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对诗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谶文献,而且将诗谶广泛地运用于诗歌阐释当中,这种现象与宋人特殊的生存方式、思想观念、学术风气以及诗学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宋代笔记诗话中的诗谶文献作细致分析,以多重视角对宋代诗谶进行类型划分,解析其阐释心态,这对研究诗谶与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阐释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乱世之音——元末明初文人邵亨贞诗歌分析

邵亨贞是元末明初的松江文人,一生以元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与朱明王朝的建立为转折点,其诗歌创作遂由此展现出闲适、乱离、悲慨的相异风貌,且折射出其所生活的各个时期的社会情态与自身的心路历程。在当今较显现薄弱的元诗研究领域,对其诗歌的研究有利于元诗整体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皎然“诗教”说暨《诗式》创作动机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这层意义在字里行间及编排体例上都有充分表现。他教人写诗并非是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李睟光《芝峰类说》解王维诗析评

十六、十七世纪朝鲜著名诗评家李睟光的《芝峰类说》中有很多王维诗的诗评,通过析评李氏关注的王维诗之拗体、是否袭用他人句、与同时代人比较、诗风和影响等问题后发现,李氏诗评大都颇富新意而圆满可取,其从王维诗中归结出＂用字平仄＂和＂用律平仄＂两种拗体,提出王维非袭用李嘉佑句的新论据,对贾、王、岑、杜《早朝》四诗之崭新论析,引宋人诗和高丽人诗与王维诗比较,批评黄庭坚点化王维句之生硬不成语处等,俱是道前人所未道。     

当济慈与穆旦相遇—两颗诗心的契合

穆旦以＂创造性翻译＂为原则而译济慈诗歌。他与济慈惺惺相惜的诗才绽放,命运相近的机遇,使他以＂诗＂译济慈诗歌时,两个诗人的诗心碰撞,完美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