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度评价根据问题再思考——从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谈起

近年来,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被视为规范度评价的主要根据。但是实践表明,“理性原则”难以操作,“习性原则”缺乏普适性,经不起检验。规范度评价根据的确立需要照顾到对象特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存在许多区别,必须分而治之。就语言来说,当以“稳固性”“社会性”以及“语用功能”为根据;就言语来说,当以“效应原则”和“伦理原则”为根据。至于语言和言语过渡地带以及规范和不规范中间状态的处理,则不妨采取回避两极归类以及两极判断的对策。     

“和而不同”原则在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价值

“和而不同”原则在多元文化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体现的价值 ,可以总结出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是化解异质文化间冲突的良策     

李燮和列名"筹安会"考

李燮和对辛亥革命来说,称之为"元勋"并非过誉,可历史教科书和有关传记作品却把他说成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其实,李燮和列名"筹安会"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他的人品、思想及诸多史料的佐证,都说明他对复帝制、废共和是势不两立的.因而他蒙冤受辱,理应昭雪.而这一冤案的始作俑者,就是当年被李燮和从清军手里救出来的陈其美.因为陈其美玩弄权术当上了本应属于李燮和的上海都督,为掩盖自己的丑行,陈及其手下的蒋介石就抓住李曾反对过孙中山及列名在筹安会大做文章,从而造成李燮和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贡献湮没无闻.     

让公民直面"res publica"——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的战略性选择

在当代西方,克服公民唯私主义综合症和政治参与冷漠症,是共和主义所面对并着力解决的一大难题。这个难题的化解之道,可简要地概括为如何塑造积极公民。为此,共和主义必须作出战略性选择:让公民直面作为公共资产、公共领域和共和国的“respublica”,使之成为享有共和权利、富有公共精神、认同和热爱共和国的共和公民,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以共和权利为行动依据、以公民竞争为激励要素、以公民的爱国情怀为情感动力的“三位一体”的驱动机制。这种驱动机制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活力之源,也是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战略性选择方案的实质内容。     

共和爱国主义理论的三次浪潮:一种观念史的分析

在当代爱国主义理论中,共和爱国主义理论是一种较为重要的理论,甚至可以被视为当代爱国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之一。共和爱国主义理论是一种以“自由”为中心的爱国主义理论,这种自由的实现需要某种特别的共同体即“共和国”,不过,无论是自由的有效维系,还是共和国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公民美德”的支撑。共和爱国主义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分为古典共和爱国主义理论、现代共和爱国主义理论和当代共和爱国主义理论,不过,共和爱国主义理论无法适应现代多元社会。     

近代中国“六族共和”论

在近代中国,“六族共和”并非只有一个版本,其出现源于对“五族共和”的批判.尽管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五族共和”的弊端,但以温和中良的共和主义为指导,无疑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西周晚期“共伯和干王位”新论

西周晚期的“共和行政”不仅是西周史上的一个奇特的历史事件 ,而且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未公布以前 ,中国历史惟一有确切纪年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的开始 ,“共和行政”从古至今大致有“召穆公和周定公二相行政”、“共伯和干王位”、“共伯和摄王与召周二公参与行政”三种看法 ,但从先秦时期的典籍、金文等记载来分析 ,“共伯和干王位”是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共和行政”是以共伯和为傀儡王 ,召穆公虎与周定公掌握实权的共和 ,是西周史上罕见的诸侯代行王政之突发事件 ,在当时的复杂历史条件下 ,政治家共伯和团结召、周、荣等公 ,临危受命 ,挽救了周朝亡国的危机 ,使王权平稳地过渡到周宣王手中 ,其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网购收货地侵权管辖地之理论证成

对于知识产权侵权类案件中的商品收货地是否具备管辖权这一问题，有观点认为网购商品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也有观点认为是侵权行为地。上述观点是对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0条中的“信息网络方式”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8条中的“侵权行为地”存在不当理解。如果认为网购收货地法院具备管辖权，则会与《民事诉讼法》中“两便原则”之立法精神相抵牾，同时也没有充分考虑到网络销售环境中知识产权侵权的特点。应当明确网络销售收货地并非网络环境下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连接点。同时参考比较法上的做法，通过“最低程度联系”原则以及滑动标尺法Zippo交互性测量分析的方法，来判断被诉网站是否具有交互性特点，从而确定适合的管辖地。除此之外，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可以通过确定保护性管辖原则以及强化当事双方签订管辖协议等做法，来促进对该问题的化解。     

工匠精神融入政府工作的内在机理与逻辑路径

历久弥新的工匠精神,其主要内涵包括“乐在其中”的探索精神、“一花一世界”的哲学信仰以及“用户至上”的服务意识。工匠精神不只是制造业的“专利”,也是全社会一致追求的“普遍精神”。其中,把工匠精神融入政府工作,十分重要。就工匠精神融入政府工作的内在根据来说,相比西方国家所推崇的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更适合我国政治国情。就社会诉求来说,工匠精神能够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建设更高水平的服务型政府。就逻辑路径来说,只有从担当主体、融入方法和梗阻化解三个层面出发,才能在政府领域厚植工匠精神。     

共和主义乌托邦：从柏拉图到莫尔

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乌托邦思想中潜藏着共和主义叙事,实质上柏拉图和莫尔都希图建构一种共和主义乌托邦,由此也可以说乌托邦思想与共和主义之间原本就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却被遗忘的历史关系,因而我们试图恢复以柏拉图和莫尔为代表的乌托邦思想家在共和主义政治光谱中的理论地位也并非一种主观冲动。     

规模经济的理论思考

规模经济是困扰中国企业和理论界的重大问题之一。规模经济难题的根源在于对模型认识上的误解 ,把工厂模型和公司模型混为一体是导致这一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文章指出 ,工厂模型是实物模型 ,公司模型是价值模型 ,工厂模型是由技术条件所决定的 ,并且多数产业的工厂模型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最低产出要求。企业的目标是 :能达到工厂模型要求的规模就不要放弃追求由工厂模型带来的成本节约好处 ,如不能达到这一要求也不意味着在竞争中没有前途 ,因为优秀的管理能够弥补这一缺陷。对达到工厂模型要求的企业来说 ,规模没有边界 ,唯一制约它们扩张的因素是管理。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 ,提升管理水平是实现规模经济的第一手段 ,不应片面重视技术经济规模     

上海证券市场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

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认为不同风险资产进行组合后,在保证投资收益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降低组合的风险。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近五年来的市场表现为例,分析投资组合规模、风险和收益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投资组合存在适度组合规模,组合规模过大会出现过度组合的问题;组合规模的增加能够有效地降低非系统性风险,但在提高组合收益上效果并不明显。     

规模经济:延长中小企业生命周期的理性选择

规模经济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企业规模的扩张在一定条件下是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手段。然而,规模大不等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指的是一个适度规模、有效规模。中小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所需投资少、经营灵活,但与大企业相比,它在劳动力、技术、资本、信息等市场条件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小企业进行规模扩张时,不能盲目地追赶大企业,应注意企业发展是否在规模经济范围内,并根据自身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确定企业发展规模,这是延长企业生命周期的理性选择。     

小企业与大企业竞争策略研究

本文从小企业的自身特点出发,主要论述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企业如何与大企业进行竞争的策略.小企业只有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求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并在未来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国际法中的国家博弈：小国挑战大国的视角

小国借助国际法挑战大国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发展动向。小国与大国在国际法历史沿革和现实运转中的角色差异以及小国所面临的外生压力、内生需求和大国干预,驱动小国不断以国际法为杠杆挑战大国。国际法是小国所依赖的博弈资源,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是小国据以挑战大国的具体路径。无论是发生缘起还是博弈手段,小国挑战大国这类实力非对称主体之间的博弈都与实力对称主体之间的博弈方式存在区别。面对小国的挑战,大国需要在是否遵守国际法规则、是否平衡国际法权利义务、是否促进国际法治等层面予以识别和度量,并采取应对措施。在应对小国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不能忽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要坚持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正确义利观,审慎应对小国的挑战。     

论我国开展股票指数期货交易的制约因素及其风险

我国股市虽经历了十来年的发展 ,但证券法规体系不健全、股票现货市场的规模过于狭小、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以及证券知识的缺乏等因素制约着股指期货的开展。如果不顾市场客观条件一味急于开办股指期货交易 ,那么对投资者、交易所、国家的巨大风险就在所难免 ,其后果不堪设想。     

关于政府管制的新思考

金融危机促进了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的新思考。政府管制内在的产生权力扩张的冲动,与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主义产生冲突。政府管制中的利益博弈也影响着对管制的认识。限制政府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削减政府,而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更好地为公民服务,一个小却无能的政府绝不是宪政主义的选择。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大＂还是＂小＂,而在于适应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政府权力和规模的发展。管理、政治、法律途径的整合要求政府管制要以服务为中心。     

国有商业银行体制问题及其改革的思考

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问题主要表现为 :产权主体单一 ;行政化管理 ;一级法人制度等。核心问题就在于单一国有的产权制度。唯一的出路是实行股份制改革。具体设想是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集团公司 ,形成多级法人、逐级控股的经营体系。鉴于中国商业银行规模结构不合理 ,大型银行机构过多 ,小型银行缺乏 ,已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改革应将国有大型银行拟退出市场的机构改造为地方小型银行 ,实现商业银行规模结构的优化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为时尚早

近期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呼声甚高 ,认为过重的税收严重地抑制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而且 ,随着国债的继续增发 ,财政风险会加大 ,最终会引发财政危机。其实 ,民间投资低迷的根本原因不是税高而是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振。此时“淡出”将会导致恶性通货紧缩与经济危机。税既不能减也不能增 ,可以继续通过增发国债解决资金来源。国债是储蓄的一种延伸形式 ,储蓄非债 ,国债亦非债。积极财政政策目前的真正问题在于财政投资结构太偏重长项大项     

我国地下经济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研究——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MS（2）-VAR（1）模型,对我国地下经济规模的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地下经济规模的变动存在着显著的2区制（Regime）性质,即＂低规模阶段＂和＂高规模阶段＂,目前我国的地下经济具有向＂高规模＂阶段转变的趋势。地下经济规模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随着地下经济规模所处阶段的不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