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组织与国家政权关系的历史考察

家族组织作为一种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对中国历代社会尤其是农村基层社会产生过极为重大的影响。族权和政权的结合程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族权和政权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由上至下逐渐分离的趋势。这种时紧时松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两者力量的消长,统治者对家族组织从来都是采取既利用、结合,又打击、排斥的态度。     

精准扶贫与服务型政权的建设——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再认识

精准扶贫不仅在解决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应在推动中国基层的服务型政权建设,调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国家应该改变资源的输送关系,来推动中国基层政权由"给予型"向"服务型"方面转型,并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协作机制,优化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和结对帮扶等制度来进一步密切国家与农民关系。     

推动全球经济运转：民族国家与私人行为主体的作用

引言全球经济体系必须实施范围极广的一系列标准 ,方才可能运转。实施这种标准的最为显著的例子见于一些超国家的机构 ,突出者如世贸组织（ＷＴＯ）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另外还有两种机制 ,虽然不那么突出引人注意 ,但却在这方面一贯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其中之一是整整一个新世界的私营机构 ,诸如金融公司和征信机构 ;另一类是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运转、为全球资本和市场提供保障和保证的形形色色的立法和司法机制。民族国家之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运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参与已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大为加强。这…     

国家政权与社会变革——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探源

20世纪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剧烈变革的时代 ,孙中山描绘了以三民主义改造中国、推进社会变革的蓝图 ,并为之实现而奋斗一生。但孙中山始终未能夺取全国政权 ,而夺取全国政权则是先进阶级推进社会变革的前提和保证。孙中山之所以未能夺取全国政权 ,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原则、“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革命军”和长期没有使武力与农民相结合 ,而这些主观因素既导源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又同孙中山本人的思维模式有着密切关系。     

国家安全与我国经济关系协调及社会综合治理

新世纪，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正发生十分显著的变化，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安全观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观转型的基本定位。经济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综合治理与国家安全有着辩证的内在联系。确立符合国家安全需要的经济关系协调理念与机制，探求社会综合治理的应对措施，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现实紧迫性。     

经济的全球化对国家关系的影响

经济的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趋势,对国家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改变着二战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吐蕃王朝以前雅隆吐蕃部落的经济变迁及其与政权发展的关系

本文主要讨论了吐蕃王朝以前吐蕃部落联盟由前期的牧业经济生产方式逐步向后期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对这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变迁与其政权发展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讨.     

论国家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兼析明代国家与社会之历史关系

国家是具有政府组织并独立于外部势力的社会共同体,政府是代表社会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历史学者考虑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一般是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权力体系与作为其基础与目的的社会之间的责任、权力、利益配置形态及其运行状态问题.政府合法性、公权力与私权利之关系、公权力与社群自治之关系、政府的责任与权力结构、社会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主动程度、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关系格局,是考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六个基本问题,以这些问题为线索考察明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深化推进诸多相关研究.     

国防支出与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分析——基于扩展的Feder—Ram模型

将国外的国防支出作为影响我国国防支出的因素之一,扩展了Feder—Ram模型,并进行简单的理论分析。基于1988—2010年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我国国防支出与私人部门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敌对国(或地区)的国防支出增加会抑制我国私人部门的产出,而友好国(或地区)的国防支出增加会促进我国私人部门的产出。我国国防支出的增加会挤出私人部门的资源,进而阻碍了私人部门的经济增长。     

复线的历史及其他——关于《文化、权力与国家》

一、引言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乡土社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这种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的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中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杜赞奇在《     

私人数字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关系解构

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私人数字货币横空出世,对既有的国家货币发行机制提出挑战,央行数字货币由此应运而生。私人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存在彼此竞争、相互补充的复杂关系。竞争层面,央行数字货币可对冲私人数字货币带来的风险挑战,并防范私人数字货币的过度衍生。私人数字货币在国际结算、跨境支付领域蚕食央行数字货币的交易体系,甚至会形成数字货币区,与央行数字货币分庭抗礼。互补层面,央行数字货币可兼容私人数字货币的技术,私人数字货币可借鉴央行数字货币技术特性实现社会共识机制。央行数字货币通过为私人数字货币提供信用“背书”、稳定加密币的币值、完善稳定币的功能,使得私人数字货币之间有效互通。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结合形成数字版货币提款权,补充私人数字货币的支付功能。     

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基础上诠释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及其脱离实体经济的危害性,以期为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与国家治理逻辑的变革

在中国的党政关系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当然的领导地位,政府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成为党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决策执行者,政府的核心价值、体制构成、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也取决于执政党的制度性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政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合一型向嵌入型转变的漫长的历史变迁。这一变迁过程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内在地决定了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特有的两位一体治理方式的变革逻辑,渐进演绎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的内在轨迹,为中国的发展奇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合理性支持。     

从历史细节透视政治演进——评《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权建设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大量档案史料的解禁是开展这种研究的原因和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方式，以及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农村的政权建设研究较早地吸引了学者们的兴趣，     

“调适”还是“消亡”——后税费时代乡镇政权的走向探析

国家体制从汲取型向反哺型转变、税费改革、乡镇政权形象严重恶化等三大历史性时刻的交汇是乡镇体制改革得以推行的特定的时空背景.然而,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却在极力追求营造自我生存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改制的初衷.改制后的乡镇政权既不能在农村综合改革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不能为农民提供必需的农村公共品,也不能再有效地充当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缓冲器和安全阀作用,还空耗了国家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这就必然导致后税费时代的乡镇政权在自我空间营造中走进"不成功便成仁"的新一轮改制浪潮,而"弱乡强村"的改制方向就成为一个可能的现实选择.     

经济外交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

经济外交是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所采用的一种政策手段和行为,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宗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追求国家经济利益,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正确合理的经济外交政策和手段,可以有效促进本国以及他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相反,片面利己的经济外交政策和手段,对本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     

国家的三面相与政党——国家关系的三重逻辑

建立民主、独立与有效的现代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本内容,探讨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路径是多样的,本文基于对作为当然的自变量与应变量而存在于我们分析逻辑中的"国家"以及既有政党-国家关系①论述的反思,提出国家于政治生活中所展现出的作为"共同体"、"权威体"和"界际的独立体"等面相及其特质与意义,并论述了基于国家这三种面相而形成的三重政党-国家关系逻辑,进而以全新的视角全面、深入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以及政党-国家关系等基本问题.     

以《庸报》为中心浅谈日本与伪蒙疆政权的关系

《庸报》制造1937年德王访问伪满洲国的假新闻,意在借其威望使蒙古族民众接受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否认内蒙古“独立建国”;代表关东军的利益,《庸报》大肆渲染蒙疆地区的特殊性。直至汪伪政权成立后,伪蒙疆政权仍是表面隶属而实际高度“自治”的特殊政权;日本假借《庸报》,以宣传吴鹤龄赴日睦邻为借口,将吴氏长期驱逐至日本,深刻揭示出日本的统治方式及对伪蒙疆政权人事的掌控;《庸报》对日本驻蒙兵团只字不提,目的在于掩盖其武力殖民统治内蒙古地区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