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两晋之际河东裴氏播迁考论

两晋前后,河东裴氏家族地位发生了较大变化,该变化与其在永嘉乱后迁徙地域和入仕政权选择有关。属司马越、司马睿阵营的裴氏于战乱中身死家破丧失了渡江之机;渡江的少数裴氏立身简素、远离宗族难入上流;受永嘉丧乱前仕宦地所在及保身全家之家族观念影响,西眷和东眷裴氏分别仕于河西张氏和辽东慕容氏政权。     

西汉后期经学思潮和经学重心的下移

本文受钱穆先生《刘向父子年谱》的启发，试图论述西汉后期的几种经学思潮：一，西汉后期分古文之界未明，诸经派别也不严；二、西汉后期经学的复古崇礼思潮；三、西汉后期经学中关于易姓和再受命的思潮。并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在意识形态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提供了依据，而这又是经学参与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其后，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注重名物训教和制度考订的科学经学兴起．表明了经学的重心由关注政治而转移到关注经本身的训解，即两汉之交，政治经学转向了科学经学。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一)——柳宗元与裴墐

一代文宗柳宗元一生交游广阔。但是,在这些交游之中,有一个向来为世人忽略的视角,那就是柳宗元与河东裴氏家族的交游。据考,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河东裴氏人物近二十人,这其中有姻党、上司、同年、僚友、父执以及国相。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立场、成就与在文学上的地位、创作、理论以及他们的做人原则和生活情趣等等无疑都对柳宗元产生了浸染、发明和推动的作用。研究柳宗元同裴氏家族的交游无疑对解读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大有裨益。同时,这对于研究唐代的文学创作、婚姻制度、世族制度以及裴氏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大的作用。裴是柳宗元的姻党,以他为中心,柳宗元与之交游的圈子里有六人。通过经史互证的方法对柳宗元笔下的这些裴氏人物进行了探析,可以还原几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一)——柳宗元与裴瑾

一代文宗柳宗元一生交游广阔.但是,在这些交游之中,有一个向来为世人忽略的视角,那就是柳宗元与河东裴氏家族的交游.据考,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河东裴氏人物近二十人,这其中有姻党、上司、同年、僚友、父执以及国相.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立场、成就与在文学上的地位、创作、理论以及他们的做人原则和生活情趣等等无疑都对柳宗元产生了浸染、发明和推动的作用.研究柳宗元同裴氏家族的交游无疑对解读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和文学作品大有裨益.同时,这对于研究唐代的文学创作、婚姻制度、世族制度以及裴氏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大的作用.裴瑾是柳宗元的姻党,以他为中心,柳宗元与之交游的圈子里有六人.通过经史互证的方法对柳宗元笔下的这些裴氏人物进行了探析,可以还原几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二)——柳宗元与裴行立

柳宗元一生交游的河东裴氏人物近二十人,这其中有姻党、上司和同年,也有僚友、父执和国相。裴行立是柳宗元做柳州刺史时的顶头上司,也是柳宗元死后为他出资归葬万年的恩公。在柳宗元生命的暮年里,裴行立显然是其重要的交游对象。柳宗元笔下的裴行立形象与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有不少大相径庭的地方。以裴行立为中心的裴氏人物还有裴行立之兄、裴叔猷之长子以及裴度,所有这些裴氏人物都对柳宗元晚年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刘贺立而复废与经明拾芥说

刘贺在昭宣之际的被拥和随后的被废黜是西汉历史和经学史上的大事。分析完刘贺立而复废的背景、原因和影响之后,本文对昭宣之际的儒生夏侯胜的处境进行了考察,夏侯胜认为在宣帝一朝只要经学造诣高,得到富贵就如同低头拾地芥一样容易,经过考察这种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     

评西汉时的“酷吏”

西汉景帝以后的历代皇帝,任命了一批以执法严酷著称的官吏,对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和地方豪强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封建史家将这些官吏称之为“酷吏”,司马迁和班固,还专门列了《酷吏传》,曾用恶贬之词来形容他们的残忍和严酷。现代的一些文学家,也称他们为“酷吏”,仍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如说他们“都是吃农民的母老虎”,“本身多为非作歹,嗜杀成性,妄杀无辜”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沦断,过份强调了严酷的一面。对西汉时的“酷吏”,应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对当时政治、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影响和后果进行考察,对他们的是非、功过应作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对具体人物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样才能作出正确,公正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结论。     

东汉中后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其盛衰变化

针对西汉君主普遍重视今文经学而轻视古文经学的状况,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进行了二百年的斗争,结果古文经学由衰而盛,最终压倒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则盛而衰,为古今经学所取代.     

魏源经学评说

人们对魏源经学的评说,大致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魏源经学本身的得失,一是魏源经学在经学史上的意义,而主要的评说在前者.无论是肯定魏源经学的正面价值,或是给予完全的否定,或是有褒有贬,都从不同方向反映了魏源经学的独特的时代价值,以及在晚清经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魏源经学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明确高举起了以西汉为宗的旗帜.     

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

经学作为研究各种儒家经典的学问,在西汉武帝以后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在西汉武帝至王莽统治时期的诏令中可以看出汉代经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汉书》中自武帝至平帝七个本纪及《王莽传》中记录了大量诏令奏议。这些诏令奏议在语言风格上,由最初引用、转述儒家经典语句渐变为直接摘抄和模仿儒家经典;在内容上,由最初利用儒家经典解决现实政治问题逐渐转变为解释灾异、祥瑞和谶纬,并逐渐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从西汉诏令奏议的文风和内容上可以看出,西汉经学从务实到神秘化、从政治指导思想到宗教化的变化过程。这既是经学发展到极盛的表现,也是经学蜕化的表现。     

严延年新考

西汉昭宣时期不存在两个严延年,酷吏严延年次卿,就是执金吾严长孙。不同的两个字是严延年在仕途不同阶段的标识。在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之间,严延年经历了一种“逃亡的生活”。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论北宋天圣年间四川仕风的嬗变——三苏文章汇入北宋古文运动的地域背景

北宋天圣以前川民「怀土罕趋仕进」。天圣以后,「应时务用」的观念成为了时代的主导观念,因而促成了「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的蜀学汇入时代的主流。这是三苏文章与欧阳修古文革新思想合拍的重要背景。     

对无锡经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兼论无锡的历史文化根基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确立了在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经学发展繁荣兴盛的程度,成为衡量历史上一个地区是否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重要依据。历史考察表明,历代以来,无锡的经学教育颇为兴盛,经学传播颇为广泛,经学研究论著和经学人才层出不穷,这充分反映出无锡是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具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厚实根基的。     

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本文对今古文经学在西汉末期与东汉初期所发生的两次规模较大的论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并对今古文经学双方的势力、地位在两汉之际的消长变化进行了较为全面、中肯的分析和按断。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别录》《七略》建构西汉学术谱系的理路分析

刘向、刘歆父子开创性地编纂群书提要目录《别录》和群书分类目录《七略》两部著作,全面梳理和分析了皇室收藏的春秋战国至秦汉年间的文献典籍,奠定了西汉王朝学术谱系的基本框架,其建构理路遵循了以儒家经学为主导、海纳诸子于经学、坚持古文经学立场的原则,体现了作者学术服务于政治的儒家经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