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     

大众读者批评与"80后"的文学史价值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文学史叙述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丑陋"母亲:走出"母爱神圣"的神话——对中国现代文学一种"反母爱"主题的审视

书写"恶魔"般母亲、审视丑陋母爱的主题,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另类现象。此类现象体现在许多女性作家特别是女性意识更为自觉的张爱玲的创作文本中,构成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审视这一"反母爱"主题,可以发现其蕴有丰富的社会、人性、历史内涵和提升女性文学价值的文学史意义。     

当代文学史中的"非主流"文学

当代文学史著中对于20世纪50-70年代"非主流"文学的关注折射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它重新激活当代的某些文学事实,并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图景,对于重新"返回"历史情境,深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起到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留下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诸如某些作品在写作时间认定上的问题、有关文本阐释空间的问题、对"非主流"文学本质化的理解以及进一步厘清各种复杂的文学史概念的问题等.     

"文体三变说":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

南朝沈约的"文体三变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基本而且是唯一具有完全方法论意义的文学史论述模式.历代理论家依此模式创造出唐文三变说、唐诗三变说、宋文三变说、宋诗三变说、宋词三变说、古今诗三变说、元文三变说、元诗三变说、明文三变说、明诗三变说、清诗三变说等论述."文体三变说"有着深刻的哲学和民族心理文化依据.此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开辟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的论述方法.当代的文学史书写应当借鉴、吸收这份理论遗产.     

模式与意义:文化整体性视域中的"样板戏"研究

"样板戏"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研究中经历了三种述史模式的嬗变,即基于个人与社会记忆分类与整合的经验复现模式,基于文化理论与方法移植的概念想象模式,基于历史同情与语境还原的学理建构模式.为了进一步探讨"样板戏"现象所昭示的文化意义,必须把"样板戏"放到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性历史语境中,建构一种文化整体性视域,寻绎与梳理"样板戏"与传统质素的深度关联以及它作为"文革"中国家仪式的文化表征.     

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的理性审视

作为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望卓著的作家,茅盾的文学创作及其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而数十年来对其评价产生严重倾斜,不利于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评论中,争议最大的是对茅盾创作"模式"的评价,其中虽褒贬不一,但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茅盾成就的估价,也影响了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科学评价。返观现实,回眸历史,对茅盾创作"模式"作理性审视就非常必要。历史地看,茅盾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接受"欧洲正宗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从理论自觉性和创作实践自觉性两个层面把握现实主义,对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建构起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其创作模式中最遭非议的坚持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创作,也有着复杂情状,不可予以简单否定。对《子夜》等作品的评价,因受到特定时代语境的影响,总是摆不定,连茅盾本人也未能免俗,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人类性"要素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定位

人类性要素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仍被遮蔽的层面.这直接影响到对其特质和精神意蕴的全面认识和理解,也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被真正纳入"人类"的文学视野平等看待.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人所共知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也有研究者的思维定势、研究模式和受"西方视角"影响等方面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只有那些所谓边缘作家的作品才具备人类性,相反,那些所谓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其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自由精神、为了民族利益牺牲个体的献身精神、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历史性整体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等等,与人类普遍的积极精神和人性追求是相通的,也具备丰富的人类性.而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其最深刻的变化和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是作家主体归属意识中的"人类性"意识的增强和作品对"人类性"追求的强化.因此,从人类性的视角才能真正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也才能认识其利弊得失.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苏格兰文学"概念在中国的缺失与建构路径

百余年来受牛津或剑桥所主导的主流英国文学史的影响,汉译苏格兰作家作品没能建立起"苏格兰文学"的概念。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重译彭斯、司各特、拜伦、斯蒂文森和柯南·道尔等属于英国文学经典,更是苏格兰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重译尤其要凸显作品中的苏格兰诉求,以及补充尚未汉译的苏格兰文学经典作品。     

生命整体意识和"天、地、人"观念--从世界华文文学谈20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学的历史整合

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生命整体.在众多的描述世界华文文学历史的方法中,"天、地、人"的思想较合适."天"主要指文学现象的时间性,"地"主要指文学现象的地域性,"人"包括审美主体(作者、编者、读者)和作品人物."天、地、人"观念具有的多层次性,最足以容纳20世纪华文(汉语)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呈现其生活的整体性,也能突破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历史转型和现实社会体制的差异给文学史整合带来的难题."五四"前后、40年代前后、70年代前后、90年代前后,构成了百年华文文学发展的四个时期.描述清楚这四个时期的历史起伏,足以呈现20世纪至今的民族新文学的全貌.     

对"新写实小说"何以进入文学史的反思

"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现象,作为90年代文坛第一个聚焦点,它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留下了难以湮没的痕迹,重要的文学史著述都没有回避对它的言说,或认为"新写实小说""对于中国文学在90年代的走向,特别是对于文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消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1](P306);或将"新写实小说"的登场看作是"在'先锋小说'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小说界的另一重要现象"[2](P339).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肯定.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文坛“孪生”作家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奠基人与俄国文学经典作家契诃夫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及影响.两位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特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学界都引起广泛的兴趣.正是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影响,确切地讲是中国文学与俄国文学之间的碰撞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产生.     

传统与现代:"二元"如何"对立"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后10余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有文学本体认知的深化,更有文学史研究不断调整思路的重要意义。这一论题本身既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历史先天性联系之特性,又表现了传统文化自身活力予以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涉猎到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无论是文化传统本身的文学整体辨析,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探寻,甚至作家作品的文化剖析,都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知。这使得文学史不断被重写,作为文本的作品被重读,大大扩展了文学生成的新资源。有鉴于此,本栏目特邀请杨洪承、李怡、何锡章、谭桂林、王彬彬等五位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问题发言,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     

“文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社团

"文协"是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为了团结抗敌和宣传抗战精神而组织成立的社团。长期以来,人们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之加以研究甚至"误读",忽视了"文协"作为文学社团的本质特征。本文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认为:"文协"是非政党领导的文学组织,进而从构成主体、文学主张和社团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文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     

近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本文在对近年来有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关,是真正中国的文学现象;它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股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的一种"中国式"概括;"五四"没有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思潮,它形成于与左翼文学论争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一种极力拔高乃至全盘肯定的倾向,为给其以公正评价,本文分析了其无可逃避的逻辑悖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