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成因

北宋前期,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总体而言,北方文化还占优势地位。中国文化重心仍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北宋文化重心的成因与北宋初年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统治者重北轻南的用人政策、向被消灭政权搜取文化资源以及京畿文化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北宋文人笔下的齐鲁佛寺景观及其文化意蕴——浅议北宋文人游灵岩寺诗

灵岩寺作为齐鲁名刹,其独特的佛禅文化与自然景观一直成为历代文人游览歌咏的对象。灵岩寺景观进入文人的视野并成为文人笔下的审美对象是在北宋时期。北宋文人的游观赋诗,在灵岩寺文化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印痕,扩大了灵岩寺的影响,同时也提升了齐鲁佛寺的文化品格。     

试论历史上的文人入蜀现象

历史上文人的大量入蜀,形成了"自古文人皆入蜀"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文人入蜀主要有宦游、避难、贬谪、漫游等几种形式。历史上文人入蜀,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量文人入蜀,不仅对文人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转变,而且对四川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内丹养生与北宋诗人心态

道教内丹养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的盛行,使一些诗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形成了主体、闲适、自娱为特征的心态,这种心态流露于作品中,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诗歌风貌.面对人生挫折,北宋诗人往往受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影响,高扬主体精神,用内丹养生中“性命双修”、“自适其适”的思想和心境驱遣烦恼忧愁.道教内丹养生对北宋诗人心态的渗透,是造成北宋诗学娱乐倾向的原因之一.     

北宋运河时代语境下汴水的新书写

北宋运河时代,文人对汴水的书写呈现不同以往的风貌与内涵。首先,汴水成为寓居、交游的生活空间,汴水书写走向日常审美化,展现了北宋文人主动欣赏与融入都城生活的姿态。其次,北宋文人在运河时代语境下对仕途迁转的体验更为丰富,对出入世矛盾的省察也更为深刻,其汴水书写体现了对仕功以外人生志趣的探索。最后,北宋神宗时期关于汴水治理问题的争论催生了以漕运话题为中心的汴水书写。北宋文人关注民生,以"平视"都城的角度书写汴水漕运,其选择具有高度的自觉性。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