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行政调查与基本人权保障

通过行政调查所获的资料完整与否,直接关系到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机关收集信息资料的活动也常与相对人的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参与权)密切相关.因此,对行政调查行为的规范应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权力运作的法律底线.为此,必须严格适用条件,完善调查手段,规范调查程序,拓展救济途径,以保障公民基本人权,防止权力滥用.     

公民行政参与研究状况回顾与展望

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种种原因,公民参与行政过程的的思想并未得以彰显。学者们相关的论述多将行政法定位为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规范。以至社会中的人们对行政权的看法惊人的一致:行政权就是约束公民自由,便利行政机关维持管理秩序的权力。行政法律主要是作为强化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工具而创制的。行政模式是一种主要考虑效率而忽视公平与合理的高权行政模式。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体现为一种简单的、单向的命令、服从关系。在此模式下,人们认识不到行政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们获得更大的幸福与自由,认识不到公民具有独立的…     

行政权力试析

行政权是国家对社会事务进行公共管理的权力,是一种执行性权力。行政权力的行使必然同特定职位上的具体的人相联系,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或行使不当。行政权力在行政主体内部是自上而下授予。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监督,需要在行政首长负责制基础上建立行政首长责任追究制;同时依靠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社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来予以保证。     

"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的范式转化

究其深层的根源分析,我国行政行为的“责任缺失”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权力行政”成为我国政府主导的行政范式,这与社会主义政府的价值追求是矛盾的。当今,在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新背景,基于对“责任行政”范式的认识,我们必须实现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范式的转化。     

行政指导的运用与依法行政理论的拓展

传统依法行政理论的目的重在控制行政权力的运行,防止其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一理论无法回应当代社会要求行政机关更加积极主动引导公民行为,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需求。狭隘地坚持传统的依法行政理论,只会束缚了政府有关功能的发挥,使其不能有效规制社会主体的行为。理论和实务都证明,以行政指导为代表的非正式行政行为的广泛使用,可以弥补传统依法行政理论的不足。只有将行政指导纳入行政执法的方式之中,从执法依据、行政内涵、主动性等方面改变和拓展依法行政理论,才能更好建设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背景下乡村政治化行政机制的困境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乡村行政总体上呈现出过度政治化特征,政府行政管理主要在政治的直接支配与控制下运行,行政机制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在政治高压下直接凭借强制性力量对社会成员进行支配与控制。1970年代末开始的以市场化和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使以政治直接支配行政为基本特征,以动员、任务和命令为主要方式和手段的传统行政机制逐渐陷入困境,并导致了乡村行政从政治化行政向法治化行政的历史转型。     

《俄罗斯民法典》中对行政权力的限制

公民、法人之间的权利冲突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调整的 ,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总的来说就不那么容易调整了。许多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 ,往往来自行政权力对公民、法人权利的侵害。强调依法行政和职权法定就成了各国法律调整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利冲突的主要手段。《俄罗斯民法典》比较重视限制行政机关可能对公民和法人合法权利的侵害 ,这是该法的一个特点     

论行政追偿的正当程序

行政追偿正当程序的缺失,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的重大缺陷之一。在理论上对现行立法缺失作深层次的分析,抛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支配下的行政惩戒权说,确立行政法上的债权说,在此基础上构建行政追偿的协商程序、决定程序和监督程序是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合理选择。     

网络舆论监督权与行政管理权冲突的化解——以行政自制为解决思路

网络舆论监督与行政管理互为客体的属性决定了网络舆论监督权与行政管理权冲突的必然性。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二元对立是传统冲突化解的一个理论预设,行政自制对于突破二元对立理论思维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它关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主体关系,以及与网络舆论监督价值取向的同一性,并强调冲突化解机制的制度化。     

法治视角下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

任何权力需要接受外部的监督和制约已成为基本共识。转型时期,行政权力容易异化,行政人员容易腐化,因而行政权也毫不例外的需要接受外部监督。我国《宪法》在分配国家权力的时候,赋予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监督的权力。以制度构建的角度梳理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监督的状况,从而深入分析国家权力机关在实施监督权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构建"法治框架下的全民监督模式",保障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监督的效能,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步骤。     

行政法的平等原则与行政机关的选择性执法

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延伸与具体化,它有助于实现行政活动的公正与公平,强化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提升行政效能.行政法上平等原则的现代转向理论,不仅丰富了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而且还对我国权力机关的执法活动大有裨益.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全球化使传统行政权力面临挑战 ,伴随全球化的冲击 ,西方各国政府开始了治道变革。全球化对我国行政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权力与权利这几组关系的动态变化中     

建构、完善和发展我国行政检察制度

检察权与行政权是我国宪法结构中两种重要的国家权力。检察权行使法律监督权,具有独立性,不受行政机关干涉;行政权行使执行法律的权力,具有辅助性与从属性。两种权力依据宪法和法律在各自权限范围内按照程序分别行使,在特定事项的处理中相互配合,检察权监督行政权。决定两种权力分工、监督与配合关系的基础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检察权与行政权权力属性之差异、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及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目的在于完成宪法任务,维护正义,保障人权。应在基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分析前提下,深化对检察权与行政权权力属性的认识,为实践中两种权力合乎宪法目的运行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本刊编辑部认为,完善和发展行政检察制度,需要进一步丰富行政检察的内涵,适时制定行政检察法,明确行政检察的基本原则,适度拓展行政检察范围,合理选择行政检察方式,以及加强行政检察队伍建设。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行政权和检察权关系研究》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本着倡导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编辑部之立场。     

论公民环境行政诉权的制度保障

环境发展的现状需要公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环境管理行为也需要公民广泛的监督.但是,作为参与环境保护与监督政府环境管理重要手段的环境行政诉讼,却受到环境保护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约束与限制.赋予公民环境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法上扩大原告资格范围的必然,也不会导致公民滥用诉权.所以,必须通过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的完善,建立公民环境行政诉权实现的制度保障.     

行政救助标准研究——以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例

行政救助是实现国家对公民生存照顾义务的重要手段,行政救助标准直接决定着公民获得救助权利的实现程度。行政救助标准的核心在于最低限度生活,行政救助标准在性质上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确定行政救助标准过程中均应有所作为。我国行政救助标准的完善应在理论上明确行政救助标准的性质,在制度上规范救助标准的确定程序,并建立行政救助标准与预算的动态联系。     

不同语境中的高校行政权力探析

对高校行政权力的探讨可在不同语境中展开。它可以相对高校立法权力而言,也可以相对高校决策权力而言;它可以与高校党委的政治权力相对应,也可以与高校学术组织的学术权力相对应;它既是与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有所不同的一种权力,也是有可能侵犯学生权利的一种权力。     

“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自由之反思

通过对行政裁量权概念的分析及其与自由关系的探讨,认为＂行政自由裁量权＂概念泛化由概念的抽象性和翻译的问题产生。行政裁量权产生和运行过程中受到权力制约、权利制约和行政法基本原则制约的现实,否定了行政裁量权中＂自由＂的存在空间。从行政裁量治理的心理学角度以及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定位角度来看,行政裁量权＂自由＂之否定更有独特的功效。     

从行政行为公定力谈行政公正的实现

行政行为公定力与现代行政法理念相悖,对我国无效行政防卫权制度的设立构成了障碍,影响了法治状态下权利与权力新型关系的构建,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行政公正的实现。     

科学行政与权力行政之比较

科学行政与权力行政举其大端来说,就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换言之,科学行政是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进行行政管理,它要求行政权的产生和行使都要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不可能成立,更没有任何权力。江泽民总书记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北代表团会议上的谈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历来主张,     

服务行政基本问题研究

公共行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最初仅仅着眼于秩序行政,关注秩序的维护。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必须在秩序维护之外,承担起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服务行政由此出现。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方式,服务行政有着与传统的秩序行政不同的内涵、性质、范围和实现手段,它的兴起对公共行政实践与行政法学理论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