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铸《青玉案》词并非写于晚年

北宋词人贺铸的名篇《青玉案》(《横塘路》)一出,享誉词坛,其中“‘梅子黄时雨’之句,人皆服其工”(《竹坡诗话》),竞相模仿,而他本人也由此得到“贺梅子”的雅谑称号。贺铸活了74岁。沈祖棻:《宋词赏析》称:“作者晚年退隐苏州,住在横塘附近。此词当是其时其地所作。……所以,它虽写了相思,却并非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此文又收入唐圭璋主编之《唐宋词鉴赏辞典》)他如《中国历代诗歌鉴赏辞典》(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亦称贺铸“写此词时已到晚年”。     

评王国维的《人间词》

王国维的《人间词》,现存115阕(编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苕华词》及《观堂集林》卷第二十四之《长短句》中),主要为1903至1907年所作。其时王氏正醉心于西方康德特别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如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作于1907年)中所说:“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这个“伴侣”不能不深深地浸入王氏填词的艺术构思之中。王氏在其词话未刊稿中云:     

《宋代词学资料汇编》序

<正> 词之兴,与音乐关系极为密切。词之盛,则系以之为长短式的格律诗而出现,拥有大量的作者,并为广大读者所爱好。词之有词话,亦如诗之有诗话。词话大率记载词人轶事及词作评论,而后者尤为重要,亦即我们今天所称的词论。词论的专著,以南宋末的张炎《词源》与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为最著。之后,代有作者。至于宋人散佚之词话,由近人赵万里所辑之杨绘《时贤本事曲子词》,杨湜《古今词话》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则皆记轶事较多,词论则少。他如王灼的《碧鸡漫志》、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胡仔的《苕     

从《江城子》《水调歌头》看苏轼“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是苏轼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对这一点,早在宋代的文人就已看到,如陈师道就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后山诗话》);李清照也指出,东坡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语)。苏轼创立清雄高旷的豪放词派,固然与他生活的时代环境、坎坷的人生经历、独特的性格特点、深厚的学问功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用写诗的笔力写词,增加了词作的雄健顿挫、曲伸自如的气势,大大地促进了其豪放词风的形成。     

悠思寄梦境 雄桀泯豪婉——浅析李清照词中的豪逸之气

李清照的词主要继承婉约派词家的发展道路,但她后期的词,有时又兼有了豪放派之长,如著名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等,这些词,充满豪逸之气,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荀子《成相》与诗歌的“三三七言”

请成相,世之殃。愚(门吉)愚(门吉)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 这是战国后期大思想家荀子所著《成相》的首章。《成相》三篇,共五十六章,其内容主要是讲为君治国之道。同样的内容,荀子已在他的不少文章中进行了     

离别之词,亦多君国之忧——读《碧山乐府》

“碧山词颉颃双白,揖让二窗,实为南渡之杰。” (王鹏运《花外集跋》)王沂孙确实是南宋末年一位著名的词人,他的词直可与白石、玉田相媲美,又与梦窗、草窗相比肩。而其词最受人称道的则是他的“咏物诸篇。”在《碧山乐府》(又名《花外集》)中,仅咏物词就占三十余篇。这些咏物之作多寓托,所谓“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 (张惠言《词选》),“中仙最多故国之感”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 (陈廷焯《自雨斋词话》),等等。这几乎是清代词评家们一致的意见,然而,除咏物词之外,碧山另有几首以写离别为主的词篇,也流露了诗人的君国之忧,不无黍离、麦秀之感。     

林大椿校勘明代吴讷《百家词》得失平议

林大椿《百家词》校勘本为当今吴讷《百家词》之通行排印本。林氏对《百家词》的主要贡献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百家词》的编者、编辑及抄录时代、体例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其校勘本身也使错漏百出的原抄本变成一个可以"披卷诵读"的版本。其缺失在于林本并未遵偱传统的词籍校勘法附列校记,在《百家词》校勘中,面对不同版本的异文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定,并且存在大量的随意变改完全没有其他版本依据的文字,这既违背林氏自己初定的《校勘标准七例》,更大大失却吴讷《百家词》原貌,如用之校勘他本词集,则"殊不足据"。     

从《经传释词》看王引之的治学

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以下简称《释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训诂著作。它编次的科学性和释义的准确性,是前此关于虚词训诂的专书所不及的。研究这部著作,从中认识王氏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发展训诂这门科学是有益的。王氏的治学精神是实事求是的。他受到前辈学者,特别是他父亲王念孙的影响很深。王氏撰写《释词》,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释词》自序)《九经》、《三     

陈子龙《湘真阁存稿》和《倡和诗馀》

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湘真阁存稿》作于甲申国变之后,是一部唱和之作,收在与其他五位云间友朋的唱和总集———《倡和诗馀》中。本文拟将陈子龙《湘真阁存稿》与其他词人的唱和词作对比分析,从词的意象、闺情词、咏物词三方面入手,研究其表现的共同倾向和相互的影响。     

宣扬浙西词派理论的《忏庵词话》

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风行清初词坛,他们推重南宋,崇尚姜、张,专主清空、醇雅。对于宣扬浙派的理论著作,人们比较熟知朱彝尊的《词综·发凡》、汪森的《词综序》以及郭麟的《灵芬馆词话》等,而对较为晚出的沈泽棠的《忏庵词话》,则比较陌生。沈泽棠系广东番禹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官侯选知县。《忏庵词话》系他晚年之作,约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所涉及作家均为南宋人,其论词主要之点为:(1)主雅正。认为张炎《词源》提出的“雅正”二字为“填词宗旨”,提出“词贵雅隽”,反对“头巾气”,反对“佻薄”、“俗艳”。(2)倡清空。所赏誉词作多具有清虚特点,在南宋词人中特别推重姜、张,以为姜夔词“骚越苍凉,飞行绝迹”,张炎词“空虚绵邈,举重如轻”。描写情景,反对过分质实,指出“过于质实”,便“无隽永之味矣”。(3)重用典。他大为激赏有     

《扬州慢》艺术探微

姜夔是风雅词派之祖,他的词作.清刚冷隽,峭拔高雅,疏宕自然,极富特色.陈廷焯认为,“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周邦彦)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又认为,“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王沂孙).词坛三绝也.”(俱见《白雨斋词话》)我们认为,从艺术上这样评价姜夔,是符合实际的.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下)

邦彦“博文多能”(《直斋书录解题》),“诗文之外,兼善书法”(《遗事》),“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笺奏杂着,皆是傑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贵耳集》下)。楼钥评他的诗文说:“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若自己出”(《清真先生文集序》)。王国维尝举其《曝日》诗:“冬曦如村酿,微温只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己无。”评之云:“语极自然,而言外有北风雨雪之意,在东坡和陶诗中,犹为上乘”(《遗事》)。今观邦     

续《灵谿词说》之一 论高观国词

我去年应《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集编辑部之约,撰写《史达祖评传》,论述到史达祖交游时,因为资料短缺,只着重写了两个人:张镃与高观国。高观国的词集《竹屋痴语》中,有好几首词都与史达祖有关(详下文)。当时除去前辈词家姜夔、张镃赏识史达祖词之外,在同辈词人中,高观国与史关系最深,唱和最多。 高观国也是南宋著名词人,他的词造诣如何,有何特点?他与史达祖相比,孰高孰下?他在宋代词史中占有何种地位?建国以来似乎还很少有人专文论述。本文拟试论之。     

冒襄《朴巢诗选》的风格刍议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明末清初如皋人,复社后期领袖,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著名遗民诗人。他是一代文宗,有《兰言》《朴巢诗文集》《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是我国语体文鼻祖)等传世。他的如夫人董小宛乃秦淮八艳之一,冒董情话曲折动人。毛     

张志和《渔歌子》的流传和影响

张志和生活在盛唐向中唐骤变的动荡时期,一生漂泊湖海,浪迹山林,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生于唐玄宗天宝三载(744)秋,卒子唐代宗大历八年(773)秋冬,享年仅三十岁。他的作品流传于世的除《玄真子》三卷外,尚有九首诗词。历来人们仅知其《渔歌子》(又名《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首,其实他的五阕《渔歌子》是一个整体,不仅在当时的文苑和画坛上负有盛名,而且对后世的词作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还蜚声国外,特别是对日本词学的兴起和盛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氏文通刊误》省略说质疑——纪念《马氏文通》出版95年

1993年是《马氏文通》(下称《文通》)出版95周年,为了纪念又重读本书(据《马氏文通校注》)和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下称《刊误》),反复考虑《刊误》讲的省略问题,颇值得研究;看来“误”的似乎非是《文通》本书,倒是《刊误》自身。《刊误·自序》说,“马氏之失,约有十端”。“一曰不明理论”,《刊误》说:如古书记所在所经所至之地,本当有介字“于”字为先者也,故记地之词为宾次。而马氏乃     

顾贞观《金缕曲》“非正声”辩

清词人无锡顾贞观(华峰),因友人吴兆骞(汉槎)谪非其罪,被远戍宁古塔而哀之深,念之切,谱《金缕曲》两阕寄之。满族词人纳兰性德读到此词,为之泣下数行,叹为“河梁惜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清末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评道:“华峰《贺新郎》(自注: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两阕,只如家常说话,而痛快淋漓,宛转反复,两人心迹,一一如见”;“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诫,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这些评语,可说颂扬得当。但他后面又说:“虽非正声,亦千秋绝调也。”则令人困惑。正声的“正”,含“典雅纯正”之意,如“正声     

序《张炎词学研究》

中国传统词学的建立是在宋元之际,其中张炎的《词源》达到此时的最高水平。张炎是宋词的光辉结束者,又是宋词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词在清代初年浙西词派推动词学复兴时曾被作为学习的典范,他的词学理论在现代词学界受到高度的重视。《词源》成书于元代延四年(1317年),但流传不广,元明藏书家未见著录。明代万历三十四年(1600年)陈继儒编《宝颜堂秘笈》续集时,取《词源》下卷和陆辅之《词旨》合为《乐府指迷》,而书名遂与沈义父《乐府指迷》混淆,因被视为伪书。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年)秦恩复得元人旧钞完帙刊于《词学丛书》,道光十二年(18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