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比较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观念有:“人治”,强调领导者的个人意志,推行无严格程序的经验与传统决策;“官本位”,其特征是君为臣纲、官贵民贱;“以德治国”,强调对百姓“为政以德”推举贤才与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民本位”,强调民贵君轻,保民而王。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一向以“民主”、“法治”、“三权分立”并驾齐驱,标榜多数人的统治,人人平等与权力监督制衡。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决摒弃“人治”、“官本位”观念,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民主,不能引入不合国情的三权分立;“以德治国”、“民本位”、“法治”观念可以提供更多的有益养分。     

生态文化理念传播规律与战略探析

包括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危机”以及生态经济新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一个崭新的生态文明形态的到来。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生态文化主体的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问题。文化分为三个层次: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俗文化感性文化层次;对前者进行理性升华的雅文化的理性文化层次;雅文化政治化的政治文化层次。生态文化理念的传播是一个生态“政治社会化”带动生态“社会政治化”的规律与战略的过程。其关键是观念性知识分子成为取得生命的内在自由的生态文化的先进教育主体,在公共领域进行生态文化的政治社会化的话语传播的实践,从而建构生态政治的合法性,使现代人确立“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论”的生态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形成两种和谐的关系:“主体间”的存在体验关系、“主体—客体—主体”的实践认知关系。进而建立符合生态正义的绿色差序格局和谐发展的理治社会。     

从革命到执政的政治文化转型与创新

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也应该实现转型与创新:就政党立场而言,必须从强调政党的阶级性转变为注重代表的广泛性;就观念意识而言,必须从强调“人民”意识转变为强化“公民”意识;就变革原则而言,必须从强调革命转变为注重改良;就政治共识而言,必须从强调通过意识形态达成共识转变为注重通过诉诸常识来达成共识。     

政治文化场中的反馈机制

现代科学发展所引发的信息革命使人类的认识能力已深入到从信息交换的水平上来探寻对世界运动过程的控制。按照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原理,反馈机制是机器、生物、社会系统的有目的行为的基础。这就为理解人类各种行为模式(相应的文化是它的表现形式)的合目的性演进和变更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提出的“政治文化场”的概念,是以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为环境背景和信息源,以政治结构为作用对象,以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为调节中心,由不同的政治文化层经政治实践的中介互相联结、耦合而定形化的信息变换系统。笔者试图从这一角度,设想政治主体是在一个有输     

传统民本思想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政治文化发展的理论渊源,在我国当代和谐政治文化建设中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价值指引;深化并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为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塑造合格主体;倡导诚信友爱,为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伦理支撑;确立全球化意识,为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注入时代的新意蕴。     

清代科举制度与传统政治文化

在我国古代 ,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是封建国家权力结构的基本形态 ,它通过君主集权驾驭着庞大的官僚体系 ,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官僚制度 ,君臣之间以相对稳定的权力占有及权力制衡关系共同操纵与控制着封建政治的运行。但是政治运行必须在既定的规则下方能得以实现 ,换言之 ,就君主而言 ,他在实施专制政治的时候 ,必须要保证其个人的意志要与普遍原则的体系共存 ;就官僚而言 ,他们是被置于成文法规的制约下从事政治活动的。因而 ,由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等构建的政治机制 ,是政治运行的重要保障 ,它将政治运行置于有序的规则程序中 ,而支持这种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 ,是渗透于国家法规、制度以及统治者思想中的政治文化。每一时代都有支配政治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思想历来被视为封建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 ,特别是儒家文化 ,当它在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解释下被赋予了官方文化的政治地位之后 ,它便完全成为封建政治的灵魂 ,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运行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 ,在这一意义上 ,政治运行的过程也即文化的运行与传承过程。在政治运行中 ,作为掌握政治命运的权力人物即君主与官僚 ,他们既是政治活动的主体 ,也是文化的载体 ,他们的任何政治行为都是一个政治运行的过     

入世与我国政治文化的嬗变

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5年中,我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官本位”文化的逐渐消解,新的以市场意识、法治精神、开放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从政治文化的变化上来看,入世本身是一场以自发性、多样性、间接性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它给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启示。     

两种政治审慎与政治话语的古今之变

审慎是对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在思想史上有两种差异甚大的方式，并由此带来了政治话语的古今之变。亚里士多德的审慎，它要求人们结合一个总体的根本善去把握具体情境中的善，而一个人的本性只能够在一个有法律和正义的城邦（政治）得以实现，这意味着只有在伦理与政治统一的世界里，这种审慎才是可能的。但马基雅维里诉诸“命运”概念，强调政治世界的偶然性与冲突，割裂政治世界与自然目的之间的关联，政治审慎由此转向了政治领域的自身逻辑，关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真理”，以国家的需要而不是善的理念或永恒原则去指导政治行动。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代化

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大一统的目标、大同与小康的理想、积极入世的态度、对君主与权威的尊崇与信赖、对权力的道德要求以及“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传统儒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基本内容,并成为政洽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加速传统儒家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模式的融会贯通依然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对油田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思考

油田企业干部职工的显著思想特征就是主体意识的增强，高度重视自身利益和价值的实现。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既强调教育者的主体性，又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使广大职工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熏陶。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比较政治文化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在政治学家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几乎没有一个概念象这个概念那样被经常使用并引起经常性的争论。选择使用“文化”这个词意指这一概念的衍生意义并强调比较研究学者是如何遵循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所开辟的道路而发展的。同时,借     

文化认知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构建

社会政治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有着重大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主体对社会政治的文化认知。政治文化认知不仅是政治主体意识生成的心理基础,而且决定着政治主体的政治态度、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政治主体对政治文化的认知最重要的是对政治角色的认知;然而,不同的政治主体的政治文化认知不是孤立的,而是通过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来实现的。从政治文化的总体入手,注重分析其中政治认知的层次性及其相互影响与变化,可以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寻找科学的逻辑前提。     

国际政治与中国抗战局势

本文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武汉失陷期间,国际政治与中国抗战局势的关系。论证了在国际政治制约和影响下,国共两党于“华北事变”前后对日对内政策的分歧斗争、发展变化及其原因;论证了抗战初期,尽管国共两党抗战路线不同,却能基本上团结一致对外的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原因;强调了中共提出和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意义     

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探析

企业文化建设为思想政治工作注入新活力，在观念、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塑造企业文化的灵魂。两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在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融合的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与协调，以文化为依托，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与模式。     

东西方两种哲学传统与两个文化世界

东西方两个文化世界的根本差别源于两种哲学传统:一是古希腊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前者以个人为核心,强调理性与斗争;后者以社会、家庭为中心,强调整体与和谐。当今世界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在加速,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地球两个世界,这在科学道德、文学艺术、中医西医、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突出表现。中国的现代化,应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将其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观念与方法:“全国文化中心”作为一个命题

“北京文化”与“全国文化中心”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北京文化”属于一个区域文化概念,系指从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到民间习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至于精神生活等若干层次的整体结构,这个结构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演变、绵延,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无论怎样的政治中心存在,它都存在着,不会有根本的彻底变化.而“全国文化中心”则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概念,它并不必然具有与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经验相关联的民间习俗、伦理道德作为支撑,甚至每一次重新建构基本上不触动这个层面,而更多地诉诸制度、法规、宗教、价值观、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等层面.“北京文化”和“全国文化中心”各自具备自身的特征、活动规律,并非关联密切的联合体.解放以来,“新北京”建设的文化思想,建立在对“旧北平”封建文化的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具有以全新的思想文化来重建全国文化中心的意志.研究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问题,需要有鲜明的文化政治思想视野.     

经济全球化与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出了挑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扬弃，坚持对主流政治文化的创新。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旨趣与实践理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样,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政治性与人民性、先进性与纯洁性、继承性与发展性为主要特征的理论综合体。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时代诉求,是优化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题中之意,亦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举措。探寻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时代之钥,需要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引导摆在首位,把服务型执政党建设作为引擎,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把作风建设作为关键。     

理论旅行：卢卡奇对威廉斯文化研究的影响

卢卡奇对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影响深远。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核心地位,威廉斯通过区分“现实意识”与“可能意识”突出文化的能动性;卢卡奇以总体性为方法审视社会历史进程,威廉斯借鉴总体性概念批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机械二分;卢卡奇将日常生活视为审美存在与发展的客观基础,威廉斯强调文学艺术是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然而,威廉斯忽视了核心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也就疏离了卢卡奇所重视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