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法律现实主义司法直觉的嬗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律现实主义借助当时的心理学理论对法律形式主义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指出司法主要是直觉而非推理,促使人们认识到了法律形式主义的不足。但由于当时心理学理论学派林立,派别之间还存在不少矛盾,致使法律现实主义出现了根基性的缺陷。后来,认知心理学的出现与发展,超越了以往心理学理论派别的论争与冲突,为法律现实主义的勃兴提供了助力。     

宪法司法化问题及其现实主义观照

旨在对“宪法司法化”这一客观现象予以现实主义的解读,以使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及其讨论真正生长于我国宪政实践的土壤之中,并在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获得其应有的意义。     

弗兰克现实主义的司法观

弗兰克并不排除一般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只是怀疑在具体案件中,法律规则的适用是：否能导致人们预期的法院判决,法律规则本身是否可以提供人们需要遵守的理由;因此提出法官的判决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法律。司法在弗兰克那里已经不单纯是三权分立体系中相互制衡的一种因素,而且是权利、义务实现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存在与否并不在于是否由立法者或法官做出,关键的是发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强调司法过程的重要性只是弗兰克将法律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考察的必然结果。     

司法实践法律思维的缺失及其推进

法律是通过法律人的语言向公众语言的转化，才成为我们的被称为“法治”的生活方式的规则。对从事法律职业的人而言，法律思维是伴随着法律职业化的进程出现的，同时也是一国法律职业成熟的标志。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培育和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自身特有的思维定式和思维习惯，是真正实现“法治”理想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现从对法律思维的界定入手，试图分析和解读法律思维的含义及其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缺失的现状与危害，提出基于这种现状的解决措施。     

浅析侦查直觉及其偏差控制

侦查直觉属于侦查员侦查案件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手段之一,主要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来弥补侦查环境的不确定与侦查线索的不充分性,并给侦查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以快速取得侦查结论。侦查直觉出现偏差,会导致结论与实际案例出现偏离,因此,需要适当控制侦查直觉。     

直觉作为方法何以可能

文章试图通过对哲学史上的直觉理论进行奢分缕析地梳理，以达到对不同类型的直觉有清晰的认识的目的。虽然直觉具有非逻辑性和偶然性，但在智慧的获得过程中，理智的方法把握的只是具体知识，它不能证悟大道，惟有理性直觉才有如此的功能。     

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适用的类型化及其刑事司法规制

《监察法》赋予监察委12项调查职能,留置以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之特质最为严苛。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是反腐法治化的历史必然,监察委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程序是区分职务违法处置与职务犯罪移送提起公诉的关键所在。在职务违法调查阶段,立法应对留置适用的条件、方式和限度予以区别对待,否则适用标准混同极易导致权力滥用且难以救济;在职务犯罪调查阶段,除法定申诉渠道外应肯认被留置人有限的法律帮助权;在移送审查提起公诉阶段,应立基于检察机关司法审查功能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关刑事诉讼权利。     

论直觉、偏差和情绪在伦理决策中的作用

伦理决策是伦理学尤其是商业伦理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现有大多数伦理决策模型基于理性、意识和准合法的前提假设,将伦理决策视为逻辑和理性的过程。尽管这些模型在目前伦理决策的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然而这些模型往往难以完全解释伦理思维和实践困境中的复杂性。事实上,许多非理性因素对伦理决策存在影响。通过回顾、梳理现有伦理决策中直觉、偏差和情绪对伦理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说明,这些非理性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类伦理决策,并且导致对理性的标准化伦理决策理论的偏离。     

论西方哲学史上的直觉思想

直觉是非理性因素之一,是人的精神素质的部分,在人的主体结构和人的认识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阐述了其直觉思想。本文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直觉思想进行简略的梳理,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进行评价,旨在有益于得出正确的直觉概念和对直觉的深入研究。     

“无”中生“有”:论马利坦“诗性直觉”之直觉

直觉在传统认识论中被视为向理性认识提供材料而低理性一等的认识方式。诗学中的艺术直觉也多被视为与理性对立的情感认识方式。在理性主义神学思想的指导下,马利坦"诗性直觉"改造了传统的审美直觉观,发现了艺术直觉中潜在的理智认识性特点。基于理智性认识特点,诗性直觉所把握的是一种形式的情感。在呈现人们幽深无意识深处对实在的意向性情感时,诗性直觉还展现出趋向灵魂之"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     

论司法信息公开的多元化价值及其实现

借鉴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有助于建构司法信息公开的价值体系,发掘实践困境之根源,推动司法信息公开由被动到主动、由反向到正向、由盲目到理性、由单一的工具主义向多元的价值取向转变。所谓"公开促公正"只是宽泛的价值表述,司法信息公开之于"公正"的实现,需要逐步对应"基本权利的兑现"、"业务水准的提升"、"司法权威的树立"、"司法独立的彰显"和"理性商谈的推行"五个层次的价值取向,并推动其良性互动和有效实现。     

直觉与逻辑相统一的创造历程

从人称其为人的标志自我意识入手分析思维的本质及其创造性,解释出思维的本质是直觉与逻辑原始的辩证统一性和能动创造性,思维建构知识的创造性源自于思维所固有的直觉与逻辑相统一的这种本性,它具体表现为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的创造:即直觉与逻辑自发渗透的无意创造,直觉与逻辑对立互渗的科学创造,直觉与逻辑高度融合的理性创造,三者从低级到高级依次加强和体现了创造的强度和能力,在整体上构成一个有序而统一的创造历程。     

本质直观视域中的感性与存在--胡塞尔的"直观"理论初论

“直观”概念在胡塞尔思想以及整个现象学运动中都居于中心地位。胡塞尔的直观是本质性的,不仅是朝向本质,而且其本身就是本质性的。所谓从感性直观向范畴直观的扩展只是胡塞尔的叙事逻辑,实际上,起奠基作用的是本质性的直观而不是感觉,而范畴正是自身被给予的。在被胡塞尔称为认识的“启蒙”的此种扩展中,含义的充实、表述和直观的关系以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三个关键环节。重要的是,正是直观打开了胡塞尔后继者存在论的理论地平。     

论法官能动司法的功能和规制

能动司法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司法能动主义的源头在美国,与其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紧密联系。在中国,能动司法是由决策者自上而下、回应社会需求而提出的,并贯彻到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活动中。从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关于能动司法的概括或解释是多元化的。在我国司法大改革的背景下,法官发挥司法能动性有利于填补法律缺陷、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和树立积极主动、司法为民的基本理念。但是,也必须正视法官能动司法的两面性,可以通过完善立法、构建司法能动制度和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来规制法官能动司法的实施,以保障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     

论司法正义及其在我国的实现途径

司法正义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司法正义的实现受到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的高度重视.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司法正义及其实现问题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首先探讨了司法正义的含义及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然后对法治社会实现司法正义一般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作了分析,最后根据司法正义实现的基本条件,结合我国的现状,重点探讨了在我国实现司法正义的具体途径.     

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及其改革与完善

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对司法解释界定的基础上,从制度、体制的层面上就现行司法解释的运作方式和过程进行反思,探讨了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原因,对我国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与科学、理性的司法解释体制的建构等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建议。     

加强司法主体的道德建设与制度规约：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是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的理性化又是公正司法的基本前提。道德建设是实现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理性化的内在要求;制度规约是实现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理性化的外在条件。由此决定了我国在培养司法主体司法行为理性化的过程中,必须把加强道德建设与强化制度规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作为其重要保障。     

直觉与审美共通感

“直觉”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而“共通感”进入审美领域却仅仅是近代以来的事。然而二者都是审美判断或审美鉴赏所必需的基础、本源和重要环节。“直觉”在理性主义盛行的哲学中难觅踪迹,然而克罗齐和柏格森拯救和阐发了它,使其重现活力。而“共通感”在康德的设定和阐释之下,成为审美的不可或缺的基源。但二者一般并不被联结在一起考察、理解和分析——甚至往往被认为是毫无干系的。论文将努力扭转这一误解,使我们重新认识二者的重要意义以及二者的关联对于审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