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承载着关注国家命运的历史使命,自觉认识到现代佛教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政治之间依赖相存的关系.基于共同文化渊源的交流活动推进了汉藏佛教彼此间的了解和借鉴,佛教在逐步拓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文化对于政治的跨越与纠补.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略作考察,至于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另撰文论述。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者寥寥无几,至于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更鲜有问津之人。认为宋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和深化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述评

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汉藏民族文化在历史遇合中的双向交往过程,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性认同,是两族人民关系演进的历史主流。国内学界对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兴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关成果主要立足于文化、经济和生活三个维度,其中文化维度作为研究的主流始终带有宗教的底色,而经济维度和生活维度中所附着的文化因素也同样为汉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通途。目前学界对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探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研究热点和特点,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     

民国时期喜饶嘉措汉藏文化交流活动研究

文章介绍并探讨了民国时期喜饶嘉措在沟通汉藏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如:国民政府邀请喜饶嘉措前往内地大学开设西藏文化讲座,追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支持汉藏佛学研究团体翻译整理佛教经典,建立双方互鉴的研修基础。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前往甘青宣传宗教文化政策与抗战方略,以国家认同意识稳定边疆民众;递交国民参政会提案维护佛教文化,团结边疆民众。为培养汉藏文化交流人才,喜饶嘉措在古雷寺举办青海喇嘛国文讲习所,增进彼此共存共依观念与共同体意识。     

唐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唐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的方式,将汉地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藏区民间,也将藏族的苯教文化和其它宗教习俗传播到了汉地民间。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

文章立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探讨了汉藏连接地带汉藏通婚的历史过程,汉藏通婚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并对通婚对汉藏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析。指出以男丁为主的汉族移民和男少女多的藏族社会存在结构性互补,是“汉男娶番女”这一通婚模式的人口学基础;勤劳、体健、能对汉族男丁在藏地的事业发展产生助益是藏族妇女成为汉族男丁理想婚姻对象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身份、财富、劳力、特殊技能等家庭物质生活保障能力是汉族男丁能够入赘或娶得藏族女子的主要原因。汉藏通婚家庭的成员以“翻译”的身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对汉藏民族间感情的沟通,文化的交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

元朝统一中国,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步伐空前加强。在此背景下,内地文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地,对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器物也受到藏族文化的浸染,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些文物材料上得到鲜明的体现。本文通过对藏地存世和内地受藏族文化影响的元代瓷器进行梳理,结合图像器汉、藏文史料,从汉藏文化交流和元代西藏特殊政教环境的视角,对元代瓷器所映射的特殊功能进行剖析。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互动与交融:清代和民国时期汉藏边茶贸易商人的经营策略研究

历史上的汉藏边茶贸易由汉藏等多民族商人合力完成,是青藏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程的一典型案例。多元的商人类型和多样化的经营形式,为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提供了多层次和立体式的互动交融平台。商人在赚取商业利润的同时,还注重学习和理解对方的历史和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营策略和交往方式,比如主动学习掌握对方的语言,接纳对方的文化习俗,利用年节赠送礼物维系人际关系,以通婚巩固其商业,并以民族、宗教及政界上层人士为靠山,以城镇、寺庙为中心开设贸易场所等。边茶商人这一系列经营策略和交往方式,实质上在促进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和维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英国驻拉萨代表团的设置及其活动

民国时期,英国为加强对中国西藏的渗透和控制,几经努力终于在拉萨设立了代表机构,即英国驻拉萨代表团,并千方百计地谋求该机构在实质上和形式上变成“常驻”的外交机构,直至改为印度代表团。在此期间该机构在西藏进行了种种侵略活动,极大干扰了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和治权的恢复。     

民国时期内地蔬菜传入西藏略考

西藏地区开发史是近代时期边疆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以来,内地与西藏地方交往日益频繁,各类蔬菜也随内地官员、军队和民众的入藏而被引种。这一过程在民国时期(1911—1949)得到了继续。本文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近代西藏与祖国内地在蔬菜品种种植交流上的表现、事例,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一交流成绩有限,但是它预示了西藏地区农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在中国农业发展史和中国现代边疆开发史上的意义不可忽视。     

藏族断代史的新探索——《民国藏事通鉴》评介

<正>郭卿友教授等编著的《民国藏事通鉴》(简称《通鉴》)一书,于2008年10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编撰体例、资料整理及理论分析等方面,都作了可贵的努力,既是民国时期藏族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也是对如何撰写这一段历史的一种新探索。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职官制度的再认识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社会发展进程中多种不确定因素并存,政治局势、经济形态、社会意识等方面呈现出不对称的整合特征。本文试以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职官制度为切入点,在对其设立的因由和特点进行研究和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这一具有显著民族特征的地方制度的社会功用。     

青海历史中的“马步芳时代”

以马麒、马步芳父子为首的地方军阀集团在中华民国期间统治青海约40年,这一时期也是青海建省和推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历史转型期,由于马家军造成1936年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并在1949年的兰州战役中顽强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建国后的官方历史叙事中赋予马步芳集团极为负面的形象.但是在这40年间,青海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有必要从以地方性为基础和以作为历史中的行动者的人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对青海历史中的“马步芳时代”给予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应从地方社会发展需要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民族教育发展及其影响

甘宁青地区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成效影响我国教育的整体发展.甘宁青地处边疆,其教育方式、内容与内地有所不同,民国政府也根据甘宁青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教育政策和措施.本文试以民国时期为时间段,对民国前后甘宁青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对甘宁青地区民族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规模等的发展进行具体分析,以为甘宁青民族教育理论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导.     

民国时期青海城镇市场述论

民国时期青海的城镇市场在原有基础上有了一定发展,虽然许多地方仍不尽人意,但还是对传统的军事和交通重镇模式有所突破,商贸业的顺利运营在城镇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文章以西宁、湟源、结古、鲁沙尔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市场的发育状况为例,指出它们各自的发展缘由与特点,并归纳出民国时期青海城镇市场的总体特征,以期对此领域有较为明晰的认识和科学的总结.     

论清代及民国时期丹噶尔(湟源)民族贸易与地方经济社会

丹噶尔是清代及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族贸易重镇,地方人口、经济结构以及民生都与商业贸易息息相关.同时,在商业贸易的促动下,丹噶尔地方社会也由所谓"边外"之地逐渐纳入"内地化"的社会体系.丹噶尔因商而兴,商业是经济民生的重要领域,商人力量也自然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