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人物的好与坏

本文试图简别自亚理斯多德以来的悲剧人物观。不同于亚氏的悲剧人物“好人”观和黑格尔的英雄时代文艺观,本文从自然界对人类的外在压力方面分析了英雄人物作为悲剧主角的必然性。并比较了黑格尔的世界理念冲突说（本文称之为悲剧理论中的神人相应思想）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理论中的川页天、法自然思想,指出了两种观念存在着领域上、目的上的区别。     

莎士比亚悲剧的主要特征——构思完美的情节

根据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阐述的有关悲剧的定义及悲剧的重要要素的观点,主要侧重其中情节这一核心要素来分析莎士比亚悲剧作品的魅力所在.分析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情节的主要构成部分及其特点,如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结构,在复杂情节中倒转始终存在,并伴随着突转和发现;由当亲属之间发生苦难事件时的行动所产生的打动人心的情感,即带给读者的不同于喜剧或其他剧目的一种快感--恐惧与怜悯之情,以及在情节上极具匠心安排的布局,阐述了莎士比亚悲剧作品比较完美地体现并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情节是悲剧的灵魂"这一观点,揭示了莎士比亚的悲剧至今仍然备受青睐的缘由.     

悲剧中的死本能及情感体验的片面性——对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反思

文章主要对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进行反思。对残忍、破坏、否定与死亡的渴望是深埋在人性中的另一类本能,悲剧虽无意迎合人性中这些需要被净化的本能,但人是天然具有否定性的动物,禁忌的诱惑力在于被禁止。人的越界渴望和否定性在观赏这些同样包含否定性和越界行为的剧目时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人起初被痛感唤醒,最终间接而隐蔽地产生快感。悲剧情感体验起初虽然强烈,却是片面的。想要通过观看悲剧实现对人性的净化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     

古典修辞学到现代新修辞学发展述评

从亚理士多德创立系统的古典修辞学理论以来,修辞学作为劝说交际的艺术,长期以来备受人们的关注。20世纪以来,美国修辞学家们在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出了众多的新修辞学理论,丰富了修辞学的定义,拓展了修辞学的范围,重新振兴了这门古老的学问。     

论《水浒传》后两回的悲剧美

《水浒传》最后两回有一种倒贯全书的气势,使全书变成一出千古悲剧。两回书主要以塑造悲剧人物形象为核心,体现悲剧的美。由描写两组悲剧人物的结局为开端,中间反复描写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喜交集等几类人物,最后推出最具悲剧性格的两组人物,形成波澜起伏的悲剧情节,激起读者各种各样的情感,最大限度地发挥悲剧的审美作用,显示出极高的审美价值。     

“艺术摹仿说”探源:从柏拉图到亚理士多德

柏拉图的“艺术摹仿说”是其理念论与目的论的大一统的产物。但是在其“艺术灵感说”中,诗神仍有着理性神所无法解释的原始宗教风范。他的“艺术摹仿说”与“艺术是灵感说”的相互背离,正是诗与哲学古老争论的投影。亚理士多德为诗辩护的立场是哲学的。他从哲学立场出发构建了目的论的诗学体系。他为诗学所下的定义中,摹仿是艺术之“属”,以行动为主干的悲剧之成分是“种差”,——悲剧便成为一个形而上学小王国。     

从悲剧净化角度分析《无名的裘德》

托马斯·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一文中塑造了极富悲剧性的人物——裘德,通过其艰难的生活历程,无情地揭示了普通人在反抗旧有制度和社会环境影响方面,显得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本文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进化理论分层论述悲剧对人物性格塑造、故事情节发展、社会思潮触动的影响,深入探讨裘德痛苦一生所展示出的人性悲剧的震撼力。     

《红楼梦》悲剧说解析

自王国维以来 ,悲剧说一直是红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悲剧说对《红楼梦》的解说并不充分。文章对红楼悲剧建构轨迹的检索 ,揭示了红楼悲剧意识形成的内在线索。这一线索表明 ,悲剧说与作为文化大书的《红楼梦》之间 ,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红楼悲剧的裂隙由此而生。     

试析悲剧的核心要素

在悲剧研究中,学者经常为一部作品是否是悲剧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悲剧的核心要素把握不到位。对悲剧核心要素的研究应坚持客观、主观相结合。(1)从客观方面看,悲剧主人公由于遭受了不该遭受的苦难必然走向毁灭,并且面对不该遭受的苦难,悲剧主人公必然要予以反抗;(2)从主观方面看,接受者在观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恐惧、怜悯等主观体验;(3)从主观和客观二者关系方面看,作品在被接收过程中必然要显现出它的悲剧价值,这种价值集中体现为接受者观剧后身心得到了卡塔西斯。     

亚里士多德净化说新论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一直以来争论不休,归纳起来主要是宣泄、陶冶、审美等观点悲剧作为艺术作品,能够 激起观众内心的快感和痛感,从而使观众的情感达到极致的状态。但是剧本跟现实,主人公跟观众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审美 距离。因此观众作为审美主体有自身的情感关照和审美体验。     

古希腊悲剧《俄瑞斯忒亚》的古典悲剧美及其现代性

人类文明源头之一的古希腊文明,其作为宗教、哲学、艺术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母体的古典悲剧里蕴含着终极性的真理。俄瑞斯忒斯主题里既蕴含了具体可感的古典的悲剧审美性质,其历久弥新的母题又在以后的各个时代被一再地变奏,展现出历代戏剧家们对社会现实和人生意义的思考。     

“悲剧”随想

<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第六章里给悲剧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他首先提到悲剧是一种摹仿,然后说明了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等.亚里士多德也强调了悲剧的作用——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同时在《修辞学》第二卷第五章他指出怜悯是种感觉,引起的原     

亚·德·霍普的讽刺诗探析

亚·德·霍普是20世纪英文诗坛为数不多的在讽刺诗创作方面取得成就的重要诗人之一.他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主张复兴讽刺诗的创作,并身体力行,创作了数量不菲的讽刺诗.霍普的讽刺诗按照其主题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具有评论时事性质,其锋芒指向人生百态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类则呈现出"以诗论诗"的特征,表达了诗人对诗歌艺术本身的...     

对悲剧说咔!

亲,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临时有事去不了,和XX总说声抱歉啊,回头我请……就在阳光明媚、对崭新一周充满美好憧憬的周一早上,9点一到,就接到这个夺命电话,瞬间无数个鸽子在眼前飞晃……悲剧的是,人是我约的,更要命的是老板本来打算去谈客户,为了这个见面还特意调整了     

渤海国上京京畿南北交通道与德理镇

本文主要依据文献及有关考古成就,探求如下三个问题:(1)渤海上京京畿南道的具体经路与走向;(2)渤海上京黑水道的经路与走向;(3)渤海上京黑水道的重要关隘德理镇的具体位置。     

儒学的传承与开新——以熊十力释理为例

熊十力对理的诠释,反映了他从儒学开出新外王的强烈而虔诚的愿望和理念,也展示了他在哲学上的卓越创造力.熊十力认为理应具有的本体之性有三--实有、至足、创生,三种本体之性又可以内在地推演出三种末用义--科学、民主和权宜,从而理论上实现了儒学开出外王之理想.在学术意义上,熊十力对理的诠释,不仅是对宋明儒理观念的综结和超越,而且彰显、发扬了理的积极元素,尝试性地开出了儒学的新统.对于儒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所有这些都极富启示性意义.     

以亚里士多德“净化说”解读《雷雨》中周朴园形象

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出发,寻找曹禺的悲剧创作与其契合之处,从而全面展现挣扎在人性与现实之间的周朴园的完整形象。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命运之轮——试析苔丝·德北悲剧命运的根源

《德伯维尔家的苔丝》中的苔丝·德北的悲剧命运构成了托玛斯·哈代小说的悲剧特色,也体现了他小说艺术创作的顶峰。苔丝·德北的悲剧命运,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侵入农村后给个体农民带来的灾难,最后导致农民贫困破产的悲惨状况,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传统道德、宗教思想和法律的罪恶,同时,造成苔丝悲剧命运的根源不仅有社会因素,还有自身性格的因素。本文从多角度透视苔丝·德北悲剧形成的根源,并通过对她性格的分析来寻找她艰辛的心路历程,体验她的感受,聆听她生命的悲歌。     

论《亚鲁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基于被骗母题的研究

《亚鲁王》作为集麻山苗族创业、征战、迁徙为一体的史诗,记录了麻山苗族在亚鲁的带领下不断往西南地区迁徙的悲壮历史,史诗以亚鲁的征战功绩为主线,其中的女性悲剧命运在男性的英雄形象面前被弱化,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史诗被骗母题中波丽莎和波丽露两位女性的悲剧命运,探讨《亚鲁王》中女性命运悲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