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如何加强人权保障进行了全面部署。依法治国是人权得以实现和落实的重要保障。人权保障是依法治国推进程度的价值衡量标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方面整体推进,全面贯彻四中全会提出的人权保障的要求,促进法治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依法治国视野下人权保障的重心在于落实和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人权保障方面的突出问题,严防冤假错案,充分发挥好司法机关在人权司法保障中的作用。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人权的四维透视

人权是人之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因而也就构成和人类自身伴生,不断为人类反思和探寻的永恒问题.人权即是自然人权、社会人权、法定人权、实有人权四者的有机统一.自然人权,是指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根据需要而产生的各种欲望、理念,是人的主体性的观念表现;社会人权,即人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应当和实际所享有的权利,受特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定;法定人权,即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确认和规定的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实有人权,即法律规定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做到的,也就是人实际享有的权利.     

人权变革:从立法宣示到司法保障

"人权司法保障"这一重要命题首次进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是人权保障的战略突破和顶层设计。从静态的人权立法确认进展到动态的人权司法保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了落实这一战略规划,需要推进司法改革,确保诉权落实,探索司法实施宪法的有效机制,做好制度配套及协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人权的基因,但缺乏客观有效的制度保障。对此,既不能堕入法律东方主义者的偏见,更不能重陷文化保守主义的迷恋。高扬人的自由精神并客观保障其外化的权利是社会转型的关键,也是创新、提振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     

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有限制”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是中国人权保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对国家公权的制约，它是和谐人权社会的重要内容。沉默权制度是刑事诉讼进步的标志，作为一种成熟的法律制度，沉默权制度在司法和审判的实践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目前的人权保障制度正日益完善，中国实行这项制度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本文通过对沉默权的论述，结合我国具体的司法实际，阐述了在我国设立有限制沉默权对于构建和谐人权社会的重要意义。     

论人权国际法保护的逻辑基础——以米尔恩“低限人权说”展开

米尔恩的人权哲学认为,人权并不是西方竭力宣扬的理想标准概念,而是最低限度道德标准所要求尊重的一些基本权利。虽然人类生活具有多样性,但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共有的,因此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权。米尔恩＂低限人权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有效协调了＂主权优于人权＂和＂人权优于主权＂的争论,为不同文明圈关于人权国际保护的对话提供理论平台。唯有各国完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尤其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才能承载人权国际保护重任。     

民间规范与人权保障

民间规范与法治建设中的人权保障有着必要的关联。不论是法定的还是理念与理论设计的人权,都可能因脱离主体交往行为的实际而在实践中受到牵制,一国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回应国民在交往行为中的人权要求。民间规范自身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不同人群的权利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国家法不应是民间法合法与否的标准和判据,而民间法才应是国家法合法与否的标准与判据。借助司法可以把民间规范中的人权内容及其保障方式吸纳到国家体制中,其优势在于,在小传统的内容转换为大传统的认可时,司法的具体性、中立性、判断性和被动性、独立性和权威性、程序性和最终性等特征,在整体上发挥着可能优势。     

论环境权的性质

环境权是针对环境所设定的权利,是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并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探讨环境权性质,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指导。环境权的产生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人类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存在价值及法律地位具有不可包容的独特性。因此,环境权的提出是普遍利益的要求,符合基本人权的特性,是一项独立的基本人权。环境权具有连带权利的特征,国家代表全体国民协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体现了环境权的公权性质。但环境权又是一项具体权利,我们必须肯定环境权的私权性质,提供民法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环境权的价值。环境权的多元性决定了它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属性,是一项复合性的新型人权。     

受刑人权利保护问题研究的价值和视角

加强受刑人权利保护问题研究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其研究将推动人权研究在我国司法领域的深化和细化,进而促进我国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受刑人权利保护研究是整个人权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刑人被剥夺或限制了人身自由,属于弱势群体,其权利极易被侵犯。而只     

司法积极主义的形成与展开——以印度的社会活动诉讼为线索

引言——人权的保障、实现与"司法"司法法院的重大任务之一无疑是保障和实现基本人权,在历史上,各国的"司法"所起到的(或正在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其原因或理由则是各不相同的,近年来,有人     

对中国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从人权视角审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维护权利主体的人格权和其他合法精神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法治之国立于不败之地的宪政基础，也是人权司法保障所追求的永恒价值目标。但是，中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由于理论及立法上的欠缺，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精神损害适用范围狭窄，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态度不同，造成法律的不协调不统一，国家赔偿制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空白尚未填补等，还需要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进一步研究。以顺应充分保护人权的发展趋势。本文就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意义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仅具有十分丰富的人权蕴涵,而且明确了我国人权建设和人权保障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属,确立了我国人权建设和人权保障的根本途径和基本要求,指明了我国人权建设和人权保障的根本方法和具体措施,因而对我国的人权建设和人权保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的根本保证。     

实质法治:中国法治发展之进路

法治既是国家的政治理想,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划分是理解法治这个综合性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当下,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阶段,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必然要求所追求的法治是一种实质法治。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人权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改革体现了实质法治正在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由之路。     

论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

尽管各国采用的违宪审查制的类型不同,但建立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是共通的.将宪法的最高法规性作为违宪审查的理论依据是实施违宪审查制国家的共同认识;保障基本人权是宪法最高法规性的基础价值所在,也是近代宪政的真正目的所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基本人权,从而达到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违宪审查制赖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司法权在民主法治国家,是维护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立法权或者行政权侵害基本人权时,作为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的司法权往往担负着"宪法守护人"的重任.     

人权、人权观念和社会主义人权

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和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由一定的具有权力性质的社会组织用一定的规则形式如法律、章程、条约、契约、合同等予以承认、认可、肯定和保障的个人或群体在实践中形成的各种需求以及为需求而采取的实践行为的总和。人权观念不等于人权,人权观念是指一定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从自身所处的经济、政治等关系和地位出发而形成的自身应该得到社会或组织、团体承认、认可、肯定并要求加以保障的权利内容。社会主义人权是无产阶级从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出发而形成的经过科学理论论证的无产阶级人权观念用社会主义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权利内容。正确认识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及其内在联系对于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共神学与普遍人权——以马克斯·斯塔克豪思为中心

本文以马克斯.斯塔克豪思的思想为中心,分析了基督教神学关于人性普世性的见解对于理解人权普遍性的意义。人权普遍性得以成立的根本理由是承认人类存在的普遍条件和共同人性。人权的思想中存在着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和真理是不可动摇的,不能因不同的宗教、文化、社会处境而改变。斯塔克豪思认为,基督教神学关于人的内在尊严及神圣性的观念为人权提供了终极基础。在人权问题上,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认可人类共同体存在着某些共有的和普遍的真理就成为关键的一步。     

后冷战时代联合国人权活动的特点、争议与问题

冷战结束后 ,联合国人权活动的范围和效率进一步提高 ,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保障人权活动的深入。但联合国人权活动仍存在许多争议和难题 ,比如政治性因素占主导地位 ,国际人权保障与国内人权保障之间不能有效协调 ,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执行同主权国家多样化的自主选择存在矛盾 ,强权政治的干扰等等。联合国人权活动的效果取决于这些矛盾的协调和解决     

论人权的两面性

人权的两面指的是作为道德权利的一面和作为道德义务的一面。人们在理解人权之概念时,往往只看到其道德权利一面,而极少看到其道德义务一面。其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表达的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资格和人之尊严的价值,它强调了人权之目的与理想;而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则表达了人权实现的手段与工具价值,注重了人权之现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与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应当是我们在完整理解人权时皆须认真对待的,二者不可偏废。     

从罪犯权利到受刑人人权

主持人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的人权原则入宪,标志着我国人权的制度化保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体系而言,衡量其健康程度的最直观标准是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样态。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可以检测出一国人权保障的水准,还可以检测出一国的人道文明程度。在我国立法中,“受刑人”的概念等同于“罪犯”的概念。实际上,“受刑人”这一概念是一个感情色彩极低的词,他指的仅是处于一国刑罚处分当中的人;而“罪犯”这一概念则是一个感情色彩极强的概念,其中含有的贬损之意是不言而喻的,且是和有罪推定的刑罚观紧密关联的。当“受刑人”这一最易被大众、被主流社会所遗忘的群体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时,尤其是当我们将罪犯权利的保护提升到受刑人人权保护的层面予以关注时,我们对和谐社会建设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对我们自己的人权保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因为按照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原理,保护罪犯的人权,其宗旨还是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在此,山东大学法学院、南京大学法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几位青     

论人权的道德基础

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是由普遍道德与特殊道德结合而成。试图阐述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人权亦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人权理论与实践中 ,应当重视道德所起的作用 ,即道德具有逻辑的优先性 ,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而非法定权利。人权的差异性是由人权的道德基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