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笔录类证据的法定化与言词化

笔录类证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行为过程中制作的、旨在获取证据物或认定案件事实的笔录类材料。作为特定侦查行为的固定方式,笔录类证据有着规范侦查行为的价值;作为证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录类证据有着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其既可以充当实质证据,也可以充当实物证据的补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笔录类证据的适用存在类型泛化和质证虚化两大问题。在类型上,笔录类证据应当走向法定化,即明确笔录类证据包括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搜查笔录、扣押笔录和证据提取笔录,不包括讯问、询问笔录和情况说明。在质证程序上,笔录类证据应当走向言词化,即构建必要笔录制作人、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相应配套措施,以还原案件事实真相。     

论社会学的手段方法论

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该文将这对关系看作是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的内容之一,并归之为手段方法论。对此,该文首先从社会学的发展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学科方法论的特点,论证了这对关系作为手段方法论的必然性。其次,提出了手段方法论的逻辑关系,包括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一致性原理、经验研究过渡到理论研究的中间环节、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简单性原则等。再次,分析了手段方法论的实践内容。该文认为,作为社会学的手段方法论,必须同它的总体方法论、目的方法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方法论的体系。     

论当事人对科学证据的质疑权利及其保障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受到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冲击,也对证据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促进了司法证明方式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司法活动已经进入了科学证据的时代。传统的事实认定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代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而科学技术能够为客观及时查明案件事实提供科学证据,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科学证据不一定是＂科学＂的,由于人的主观因素的介入,科学证据也会＂说谎＂,而呈现出不确定的一面。同时由于科学本身的局限性、发展性等特点,也决定了科学证据内部的不＂科学＂性;而人们对科学证据过分依赖的情况实际上本身即是不科学的态度。正是由于对科学证据的过分迷信与盲从而导致了事实认定上的错误的出现。因此,必须赋予当事人对科学证据进行质疑的权利。不仅如此,还应当从程序上保障当事人对科学证据的质疑权利,即科学证据在作为定案的根据之前也要与其他证据一样需要经过严格的质问和质疑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决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也是我们探索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我们的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立场、观点体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含义已作了充分的探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蕴,尚缺乏足够的理论研究。为此,本文拟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方法论的含义、马克思主义原理转化为方法的途径、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问题,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期引起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关注,同时也试图为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的教学提供一点有益的启迪。     

产品责任的认定研究

随着产品缺陷致损案件增多 ,对产品责任的认定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中经常讨论的问题 ,本文从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抗辩事由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司法实践中的判断类型(英文)

司法实践中的判断类型包括案情认知中的事实判断、证据确认中的事实判断和判决中的价值判断。在案情认知和证据认定中,司法人员所作的事实判断都是"理想类型"的建构过程,它们之间既有优劣之分,也会受到司法人员价值因素的影响;在审判阶段,判决属于价值判断,法官对法律条文、证据的理解等因素会影响判决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这三种判断类型在案件的侦破、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可能会出现,但它们在不同阶段的类型化特征是一致的,借助于判断类型的分析,可以解释判决重要特征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使判决产生过程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得到呈现和揭示。     

应该重视性科学研究

说到“性科学”,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禁区”,其实,把性问题视为禁区那是再滑稽不过的事。因为且不说性问题涉及计划生育这样有关国计民生的治国大策,而且两性现象和关系本是人们无时无刻不遇到、成年男女天天在亲自经验着的问题。作为社会学,应不同于一般的性医学研究,而要深入研究关于性的种种设制、习俗、观念(其中也包括关于视性为禁区的观念)的阶级和历史根源以及发展趋势。性的问题,不只是生物性的,而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有关,尤其同家庭(也即人类自身生产的形式)发展阶段有关,因此这方面又很不同于吃饭问题。“食色”两字虽常被人们连在一起使用,但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性问题,还需要有更深刻而细致的方法论。不过,再高明的方法论也只能产生于研究的过程之中,而不可能在研究之前一应俱全。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方法论都正确了方可研究人类的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禁区乃是创造正确理论和方法的前提。我们想,这一点不仅适合于这一禁区,也适合于至今仍被视为禁区然而又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     

“可知论”是个超党性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以及根据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哲学派别的原理,为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列宁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指出: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论要求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列宁还严厉地斥责了愚蠢的无党性和虚伪的超党性。什么是哲学的党性?第一,任何哲学都归属于一定的派别,全部哲学区分为两个基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第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中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这种斗争是不可掩盖、调和、取消的;第三,不同的哲学派别都是站在一定社会集团、一定阶级的立场上的。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出现一个标题:“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根本对立”认为唯物主义和彻底的唯心主义都是“可知论”。这种包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可知论”不能不是超党性的     

关于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

一、确定社会主义法基本特征的方法论原则 要对一个问题进行准确而有成效的研究,重要一点是要首先确定好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指研究的基本着眼点和应遵循的原则,并非指每一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原则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和表述的方式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不同。目前,我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的概括和表述多种多样,究其原因我看首先是在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方面不统一。我感到在研究此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上,主要应该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主要应当和什么事物相比较? 这是研究社会主义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近些年,面对着社会生活提出的新问题和西方各种思潮的冲击,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行了”。在他们看来,出路只能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另有一些人,他们无视现实提出的各种新问题,不允许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观点做任何批评和修改。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而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思想方法上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我认为有四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区别理论与对理论的理解,努力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行了”,“过时了”,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与人们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区别开来。     

区块链存证在我国民事在线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辨析

区块链存证技术的应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善长久以来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认定存在的问题。但技术并不能保证绝对真实,技术上的真实与诉讼所求的案件真实也非完全对应关系,由区块链存证技术引发讨论和吹捧的“技治主义”在理论根据与技术支撑方面都存在缺陷。电子数据区块链存证在证据法上的本质是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鉴真方法,区块链存证技术应当回归到工具价值层面,确保存证平台和存证技术的规范性,同时需明确不同形式的区块链存证在真实性上有差异,对其所存在的安全问题、效率和成本问题也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予以解决,未来区块链存证不仅可以用于实体纠纷,还可以用于程序性事项存证。     

《社会》1988年1——12期总目录

(枯亏内的教手,丽首为期教。后贡为更码)张宛丽《日·理论与方法论·4 8 11 14 14陈隆生陆小伟(11(12立宇黄陈、J、,龟.,叨J︸匕4竞争与社会公平社会学研究中经脸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社会学研究中经验主义方法论的 局限性(续)模栩语言与人际交往官旅主义作风与科层组织制度社会学与软科学应当协调发展冯之浚离婚率统计方法种种社会公平的主观认定(续)村委会建设与农村杜会控制踌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方法论问题杜会学研究方法的主体性与客体性浅议 “回到马克思”与‘.超越马克思“社会问肠研究的“三个W.,权力泛化论人口控…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界定

电子数据是信息化时代在证据领域的反映。对于这种新的证据类型定位,一直存在各种争议。由于中国《刑事诉讼法》是通过证据存在形式来划分证据的,因此,电子数据的内涵与外延均应当围绕这一标准进行。同时,在电子数据的认定上,应当区分证据能力认定与证明力认定两个步骤。在证明力认定时,电子数据还应当遵循补强证据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     

比较文学:一种无可回避的国际学术研究现象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     

方法,究竟有什么问题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     

方法的异化与贫困

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林教授提出应针对工具有一个“批判武器的批判”的过程。杨乃乔教授就比较文学国际化问题强调了学科意识的必然性,也是从方法论上提供了思考的维度。     

证据损害理论：潜伏性毒物致害侵权诉讼中的可选择理论

在潜伏性毒物致害侵权诉讼中,由于经历时间久远、证据缺失以及造成损害结果的事实不确定等因素,对诉讼裁判的准确性造成极大困难。不确定性的存在以及后来法庭无法对事实进行裁定,有时是由于当事人的不当行为所致。这些不当行为人才应该对案件事实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应的致错风险承担责任。是否应该让这些当事人承担这种证据损害的责任、其法律标准应该如何设置以及对于那些遭受证据损害者法律应该给予他们何种救济都是这种特殊侵权诉讼中可选择理论———证据损害理论所要探讨的重大议题。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至今还是一个尚未彻底解决的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目前广为流行并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将这一基本规律解释为:通过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完善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与全面发展.研究基本经济规律是研究社会生活的首要方面,即物质生产的基本因果关系问题.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应作为反映物质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规定性的规律加以研究.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基本经济规律反映的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联系的因果关系.当然,谁都不能否认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但是,把这种相互关系视为经济增长中的基本因果关系,那就错了.因为当我们在谈物质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关系之前,必须首先揭示物质生产本身的实质、质量的规定性及其社会形式,并确定物质生产中的基本因果关系.众所周知,任何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构成某种程度的完整的统一体,而研究任何生产关系的体     

毒品案件言词证据收集的实证分析

言词证据在毒品案件侦查中显得至关重要,通过对毒品案件证据特征的认识,依照两高对证据的最新规定,结合实际案例分析,论述毒品案件侦查中通过盘问检查时的询问;对嫌疑人的及时讯问;证人证言的收集;言词依托实物证据相互验证的方法收集应用言词证据。     

美国女性主义法学的法律观及其局限性

女性主义法学作为后批判法学的一个分支,在美国的理论界和司法领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女性主义法学在批判传统法律理论和现行法律制度的时候,运用了意识觉醒、女性主义实际推理和询问妇女问题的方法。这种法律观(包括其法律实体观和法学方法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因此无法与传统的理论相抗衡——这也决定了女性主义法学无法实现其解构传统法律文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