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新论——战国秦汉篇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论“厚古薄今”的思想根源

一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古代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得很明确。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     

养成分析习惯——略谈正确对待戏曲遗产中的精华

二十多年以前,毛泽东同志说过:“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多年来一直是我们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指针,它指导着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继承文化遗产中沒有问题了。不是的。当前在戏曲遗产研究工作中,就有     

关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史討論班,最近就历史文化思想遺产批判繼承問題进行了两次討論。討輪的問題包括:对毛主席关于古代文化遺产的批判继承方针应如何理解?怎样区分古人思想遺产中的封建性糟粕和民主性精华?以及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和阶級社会中思想体系的阶級性的关系等等。在討論中,大家本着百家爭鳴的精神,积极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現在,关于这一問題的討論尚未結束。茲将討論中的部分內容綜述如下: 关于古代文化遺产的批判继承方针问题,毛澤东同志早就明确的指出过f: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新民主主义論》,《毛澤     

嵇康新论

毛泽东同志早就要求我们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同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三国末年,安徽亳县人嵇康因为猛烈地反对封建儒学,为世族地主阶级所杀害,他的思想是多少带有民主性的。鲁迅先生曾经校订他的诗文。可是,号称“反儒”的“四人帮”,却不准     

论中国传统文化是江泽民思想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江泽民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气化日新”等思想精华,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批判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观和辩证法思想精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挖掘并弘扬了民族精神,使江泽民思想理论极具民族品格;他还批判地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党建理论。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展几个特点的探讨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丰富的哲学遗产,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就是哲学史遗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其他事物发展一样,有它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在研究和阐明中国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时,也应重视探索哲学史中“辩证的东西”,研究古代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总结这一斗争的规律,对批判继承我国古代各民族的思想文化成果和时代精神,对锻炼人们的思维能力,对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对哲学史的学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管见。     

鲁迅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

列宁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既有统治阶级的文化,也有劳动人民的文化,两种文化相互对立和相互斗争着。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深刻地揭示了民族文化遗产的阶级本质。鲁迅在前期,就从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立场出发,极为重视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这一立场就更为鲜明了。他不但大力提倡批判继承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遗产,而且从唯物史观出发,肯定了文化起源于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

本文从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的文化建设切入,概括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品格,即开放型、批判型和创新型。鲁迅的开放型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汲取世界上属于全人类的积极文化成果,来建设中国新文化,并把中国民族文化介绍到外国。鲁迅的批判型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历来采取批判的态度,进行理性思考,避免了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两极性”和“单向度性”的片面性,即拒绝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和抛弃传统主义的“全盘西化”的两个极端。鲁迅的创新型文化品格,首先是思想文化观念的创新,其次是鲁迅学术著作的创新,他把文化创新精神提升到关系时代进步、民族命运的高度,同时,他把敢不敢汲取外来的东西,加以创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弱盛衰的标志。鲁迅的文化思想深刻之处,还在于认识到培养新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历史坐标系中看鲁迅

鲁迅处于整个中国从古代趋向现代这种转型期的客观环境中 ,主观上极端敏锐深邃的思维能力使得他比常人更为敏感地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异常沉重压抑的负荷 ,更为深沉地理解全部中国文化史的过去和现状。鲁迅将自己的空间视野投向了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轨迹 ,从启蒙主义的起点出发 ,最后归结于思考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建构。他的“立人思想主张 ,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入思考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解剖和激烈批判以及对改革国民性的悲观却又决不妥协的实践” ,都显示出其异常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并使得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具代表意义的伟大思想家…     

周作人林语堂同异片谈

周作人和林语堂从思想和个性上都不是简单地属于那种传统或现代 ,“积极或消极” ,中国的或西方的 ,而更富于开放性和融道性。他们在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上 ,运用了超越历史主义和文化体系的眼光 ,同时有更多的智慧观照而更少潮流顺应。事实上 ,他们在寻觅和守望着某些永恒的东西。这也许是中国现代自由派作家的另一共同点     

中庸新识——对中庸与社会协调的新理解

检索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社会发展协调机制理论作过的贡献,我感到儒家的“中庸论”,是具有卓越见识的社会协调理论。但至少自“五四”运动以来,在儒家社会思想中,遭到批判或否定,或误解、批评最多的,也许就数“中庸论”了,今天看来,有必要对它给予实事求是的重新认识。只要不是抱着民族虚无主义的偏见,我们就应该认真地从先哲丰富的思想库中,寻找中国文化曾经发射过灿烂光辉的影子。本文论证的范围,并不是对中庸思想作出全面的分析,只是就以下三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林师友。 一、为中庸鸣不平     

诗教与诗国

:“诗教”代表着中国儒家最基本的诗歌观念 ,就像全部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传统文化一样 ,以“诗教”为中心的儒家诗学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极其深厚且极具民族文化个性的诗歌传统。     

毛泽东与陈独秀民族文化思想比较

毛泽东和陈独秀关于文化的本质、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和对封建文化的批判都有共同的认识。但是,陈独秀认定民族文化落后而极力主张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毛泽东则认为,我们不仅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民主性的精华,继承农民革命和近代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构成民族文化,并以此成为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毛泽东和陈独秀在民族文化上的区别,除了时代的不同,最主要的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的关系 ,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哲学上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或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才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所以任何文化都是普遍的 ,又都是特殊的 ,文化的动态的普遍性即为文化的静态的特殊性 ,反之亦然。孔汉思的“普遍伦理”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普遍性理解为各种文化中永恒存在的共同本质。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特殊性理解为一个民族永远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在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 ,因为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因 ,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发展道路 ,换言之 ,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是存在的 ;因为文化的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生态比较

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受生态状况影响。古代中国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方面优于古代希腊,形成典型的农耕文化,但是相对封闭。相比之下,在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等方面古代希腊却明显比古代中国优越,这大大有利于其开放型文化的形成。双方各具特性,各有优劣,从而成就了东西两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中学西渐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

17-18世纪由于欧洲社会转型对文化的需求,他们在文化发现中找到了中国文化,并引入欧洲,到18世纪形成“中国热”。这“中国热”是欧洲文化需要同中国文化的特别是人文文化特点和先进性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结合,是欧文化创新之始;中国文化对当时欧洲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促进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和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形成。主要表现在：1.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为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思想资料,形成他们理性的批判旗帜;2.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为启蒙思想家的开明专制主义理论提供例证和榜样;3.中国古代政治的民主性和国家治理的经验给予启蒙思想家以启迪,提供了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思想参考;4.儒家的仁爱思想为启蒙思想家提供借鉴和理论根据,促进了他们关于博爱观念的形成。可以说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贡献。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顾乃忠在《浙江社会科学》2 0 0 2年第 5期撰文《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指出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共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     

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探索》导论

一、中国传统思想的宏观思考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以灿烂的古代文化著称于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思想,它是中华民族经历漫长的岁月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程中所形成的勤劳、智慧的结晶,它以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的影响深深地积淀在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之中。 中国传统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时期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它不是专指哪一     

秦的民族与文化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

《孔子研究》1988年第2期载刘雨涛同志的《秦与华夏文化》一文(以下简称《刘文》)重申了蒙文通先生之说,认为秦乃非华夏之裔的西戎民族,秦文化是与华夏文化“不两立”的西戎文化,由于秦入主中原的结果,造成了华夏的夷化和华夏文化的“大质变”,使法家学说即源于西北民族的狄之教在中国建立了统治地位,从而才导致了尧舜至孔孟时代形成的富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华夏文化的中断,形成了秦汉以后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及为之服务的一系列上层建筑。而宋明理学家之所以提出复兴孔孟儒学,正是为了复兴和发扬尧舜至孔孟时代富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华夏文化。显然,上述观点不仅涉及了如何认识秦的民族和文化及其历史影响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秦汉以后居于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是不是华夏文化?秦汉以后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如何认识和估价孔孟儒学的民主性和人民性?以及如何认识宋明理学复兴孔孟儒学的意义等,因此有必要加以认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