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翻译理论与西语雅译

本文是中南大学文理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钱钟书的翻译理论与西语雅译》一书的序言。旷世奇才钱钟书不仅是著名散文家、小说家、文学研究家 ,而且也是誉满译界的翻译理论家与实践家。本文对其译论、译绩、译技及西语雅译进行了阐述。     

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重释钱钟书的“化境说”

通过比较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与西方解构主义的译论观点后认为,译界对于钱先生的“化境说”多有误渎之处,其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信”翻译观的反叛,隐含着翻译作为一种“调控性转化”和“后起的生命”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提出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道出了翻译的本质,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和重新诠释。     

意象·语势:庞德《神州集》译学观

本文从诗学、译学角度研究《神州集》 ,以庞德意象诗学及“语势”译学观作理论支撑 ,初步探讨《神州集》译学观及其译学意义。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庞德意象诗学及“语势”译学观深深影响了庞德《神州集》的翻译。在《神州集》中 ,庞德采取了异化翻译及“内容派生”或“有机形式”相结合的翻译策略 ,用自由诗译诗 ,以意象、“语势”为尚 ,注重以“形象”、“创新”取“势”。在翻译中 ,模仿汉诗句法 ,打破英文句法 ,释放“语势” ;运用跨行等技巧 ,增强意象视觉性 ,释放“语势” ;创造新的节奏 ,建立新的联系 ,释放“语势”。     

解读严复、鲁迅、钱钟书三家言:“信、达、雅”

翻译家沈苏儒以专著《论信达雅》(商务 ,1999)论述并充分肯定严复前辈提出的这一翻译标准 ,认为鲁迅和钱钟书对之均持“大体肯定或不否定而代之以新说”的态度。作者对沈说持不同观点 ,通过解读严氏《译例言》以及周、钱两先生的有关文字 ,论证第一 ,翻译标准在于“信”;第二 ,周、钱两位对严说其实均持异议而均以“信”为翻译唯一原则     

汪榕培典籍英译“三化”研究

中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从文学角度英译《老子》和《庄子》,使道家典籍文学化,接受效果良好。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译为当代英语,使中国文学当代化,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和“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使典籍翻译理论古典化,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汪榕培典籍英译的“三化”实践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水平的提高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试以《通感》、《诗可以怨》为例

钱钟书的比较诗学观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性,以“打通”作自己的文化观,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作进入具体文艺理论话语空间的实用手段,以话语空间的阐释范式来达至中西文论“诗眼”、“文心”的“莫逆冥契”。《通感》、《诗可以怨》体现了钱钟书诗学观的一个侧面,可谓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佳作。     

诗学观视角下探析林语堂英译《讨武瞾檄》--以林语堂译本《Lady Wu》为例

文化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提出诗学观对翻译有深远影响,在翻译研究领域被广泛关注。《讨武"檄》是我国古代檄文中为数不多的经典之作,林语堂在其长篇传纪文学《Lady Wu》中将此文全篇收录并翻译。林语堂英译《讨武"檄》受到何种诗学观的影响,以及体现何种诗学特点,值得深入研究。本文考察《讨武"檄》英译文在字词、句式、修辞以及历史典故层面的诗学翻译策略,揭示译者诗学观对翻译的影响。     

杨宪益汉诗英译理念的变迁——从《楚辞》到《红楼梦》

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楚辞》翻译到后期的《红楼梦》诗词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出译者迥异的诗学理念。结合相关回忆性材料,对杨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诗歌能否翻译”与“诗歌如何翻译”两个问题的诗学理念进行考察,揭示其汉诗英译诗学理念变迁的轨迹,同时客观描述了该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译者对翻译本身兴趣的变化,最后指出译者兴趣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重要影响。     

奈达与马建忠的翻译理论比较研究

奈达和马建忠都是翻译理论家。自20世纪80年代初之后，在国内产生影响最大的西方译应是奈述的“动态对等论”、“等效论”和“读者反应论”。而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中提出的“善译”翻译观一直以来都得到翻译界的好评，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二者的相似与不同，发现受主流范式的束缚，翻译理论界异质之花很容易被漠视，理论的发展与其地位的奠定与其存在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晚清传教士林乐知的翻译与译论

本文从翻译学的角度研究林乐知从事翻译的缘起和动机、与华人合译的翻译方式、其鲜为人知的译论文章《新名词之辨惑》。《新名词之辨惑》体现了林乐知独特且明确的翻译观。他认为,翻译中遇到的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的明显的词汇匮乏,是源于人心不得释放,新学不得发展。林乐知从文化的视角分析译名问题,使其成为继傅兰雅之后又一位对中国译论做出贡献的近代来华传教士。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

从中国本土阐释学资源中选取诸多义理对典籍翻译的多元阐译现象进行解释,发现中国阐释学思想对该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其中境域论论证了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是译者受其最切近层次境域所产生张力的产物,“原意”和“用心”论说明了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确定性,文本的“用心”可被视为翻译阐释的“知识”之界,而“虚心”论则可视为“德性”之界,典籍翻译中双重阐释之界的提出应和了中国两轮哲学的传统。     

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先生的翻译观

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化境”说,不仅与奈达的动态对等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和译学理论的研究走出“沉寂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钱钟书与《文选》学

钱钟书好支离事业,他的《文选》学研究,主要散见于《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对这些零碎的真知灼见进行梳理和细读,不难发现,钱钟书的《文选》学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在研究内容上,仍然是传统“选学”中的一些公案,集中在《文选》“体例”和“选文”两个方面。二、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并运用诗学之维度,从而为“选学”研究注入更多的理论品格,而后者实与钱钟书坚持“具体的鉴赏和批判”的研究取向相一致,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新选学”研究正致力于探求的目标之一。     

译者的诗学态度与跨文化翻译中 诗学的赋值

译入语诗学规范、原语诗学文化地位以及译者的诗学态度会影响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余国藩对《西游记》中诗词的翻译,其在韵律、句构以及修辞层面的转换策略极具诗学赋值。对诗学态度与韵文翻译策略的关联进行解读,可以揭示译者在诗学重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及重要作用,为中国文学译介中的诗学问题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翻译教材编写的理念创新与实践——以刘宓庆的《翻译基础》为例

刘宓庆主编的《翻译基础》以功能主义翻译观为核心理念,阐述了功能主义翻译观的三大理论范畴——翻译对策论、程序论、方法论.翻译对策论以“功能代偿”为核心,翻译程序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枢纽,翻译方法论以“分层分析”为手段.该著作必将对我国翻译教学理念的革新以及翻译教学效果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     

李杲堂对黄宗羲诗论的接受

李杲堂与黄宗羲读书穷经,以文托之,交往甚密,在接受黄宗羲诗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正性情”论、“文章元气”论、“诗而史作”论以及“日新之妙”论为核心的诗学观。其诗学观有助于肃清晚明诗坛以来的的模拟皮毛和盲目追从高门巨公的风气以及浅率的诗风,在继承楚骚现实主义传统之时,包含了明遗民崇尚实学的政治理想。     

“失本成译”和译之“化境”:钱钟书的翻译文本观

在钱钟书所有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关于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失本成译"是钱钟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亦是钱钟书整体翻译观的核心;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时常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     

余光中与翻译

余光中 ,这位“火中的凤凰”、“望乡的牧神” ,以其标签之作《乡愁》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他不仅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论家、散文家、文学家 ,在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 ,其译论对翻译实践很有帮助。笔者通过梳理和总结 ,把他的译论总结为四个方面 :( 1 )变通的艺术 ;( 2 )译中“无我” ;( 3)诗性翻译 ;( 4 )善性西化 ,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余光中对翻译的贡献。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