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

摘要：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对草根组织的研究必不可少。近十年来,珠江三角洲严峻的劳权状况和政府、工会的缺位,催生出一批草根性农民工维权NGO。在中国民间非政府组织整体生存环境不佳的大背景下,由于涉及“劳权”、“人权”等的敏感议题,农民工维权NGO的发展举步维艰。面对制度和资源的双重制约,草根NGO为了生存,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它们的生存状况与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维权理念密切相关;为了补充合法性资源,草根组织不得不着眼于制度外的道义正当性,以期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及政府的默认;草根组织试图通过建立顾问委员会、理事会等方式获得知识精英的背书,有的还诉诸与政府官员的个人联系。新近出现的自体制内组建的NGO为研究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提供了新素材。     

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NGO的发展:基于Z省H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转型时期党对于草根NGO的独特影响机制。在整合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Z省H市两个草根环保NGO的多案例比较,本文发现党对于NGO的影响存在一条与政府不同的独特机制。与传统资源视角和合法性视角所认为的不同,本文认为,党在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方面对于NGO的影响与政府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然而唯独党可以通过统合手段,从制度层面给予NGO领导人以政治身份,从而增强其政治资本、扩展其社会网络,为NGO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制度环境。这一点单一的政府部门难以企及。本文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于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更加细致的理解,而且在更广泛层面暗示了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不必然意味着NGO自主性的缺失。未来的研究应当将关注点放在这种关系对于公共治理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而非NGO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本身。     

台湾社会工作发展与草根NGO

台湾社会工作发展得益于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草根民间组织。草根（Grassroots），广泛存在但力量尚小的形态，如社工界所说的草根NGO，指为数众多但自身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民间组织。推动台湾社会工作发展的，正是春风吹愈生的草根NGO。民间组织在台湾分为两大类，一是财团法人（俗称某某基金会，需注册资金，我们参观的“光宝基金会”就是由大型财团光宝科技公司出资成立）；     

NGO小额信贷资金困境与覆盖面广度的考察与诠释

国际经验证明NGO小额信贷是缓解农户融资难和扶贫的重要形式,但资金困境是困扰其发展的主要问题。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主要依赖不稳定的捐赠资金,缺乏其他合法融资来源。资金短缺直接制约我国NGO小额信贷机构的覆盖面广度,在理论上也充分验证了这个问题。应该通过组建小额信贷批发基金,培育有责任的社会投资者,加强机构自身能力建设吸引外界资金,政府要支持融资渠道创新,达到缓解NGO小额信贷资金困境,扩大覆盖面广度的目的。     

社会工作伦理教育:现状与反思

社会工作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实践工作原则都涉及伦理原则,或者是建立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之上,伦理方面的内容融入到了所有阶段的社会工作教育中。目前,在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出现了严重的重知识、重技术,轻伦理现象。伦理知识的缺乏导致社会工作实践中伦理困境的频繁出现,而伦理困境解决的草率性和不一致性,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加强中国社会工作伦理议题的研究,重视本土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探讨、将社会工作伦理教育纳入整个社会工作课程体系是社会工作教育及实践发展的重要环节。     

本土社会工作实务的伦理困境与伦理抉择——基于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的质性研究

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人与文化互动过程所形成的多元可能,这种多元可能往往使实务工作者在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遭遇价值抉择的两难。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为研究对象,着力探讨当下本土社会工作伦理实践中的困境及抉择。研究发现,本土社会工作常见的伦理困境包括:保密与否、案主自决、利益冲突、专业界限、公平分配、价值冲突、同事关系。而社工在进行伦理抉择时,遵循三大基本原则:案主生命优先原则,法律规定、机构规范优于个人价值,人际关系取向。此外,研究以"人在情境中"的概念为框架基础,提出个体因素(即社工个体对伦理抉择的影响)、问题因素(即伦理困境本身对伦理抉择的影响)、情境因素(即外部环境对伦理抉择的影响)这个三维分析架构来系统分析社会工作伦理抉择中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最后,研究建议要建构本土的社会工作伦理体系,即建构本土导向的社会工作伦理原则、建立操作取向的社会工作伦理机制。     

中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原因综述

目前,我国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遭遇了行政伦理困境,行政失范现象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多数成员只意识到行政人员伦理,鲜有关注行政组织伦理。理论界对行政伦理困境有所关注,但是鲜有分析行政伦理困境的原因,因而本文就此问题将目前理论界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以探求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研究行政伦理困境的三个方向,包括健全相关法律、加大责任研究以及强化对公务员所掌控权力的研究。     

论网络攻击溯源困境下的战争伦理规制

网络攻击溯源旨在确定虚拟网络空间中发起攻击的行为主体,使得攻击者受到应有制裁,这对于实现网络空间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实中网络攻击溯源遭遇困境,通过技术手段难以最终锁定发动攻击者,通过法律途径也难以将某攻击责任归因于一国政府。解决溯源问题需要转换研究视域,从问题追溯的理路转向直面攻击行为本身,从各种网络攻击中区分出国家网络攻击并进行伦理规制。国家网络攻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战争方式,是体现国家意志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已有战争伦理规范难以适用于这种新型战争,国际网络空间实质上处于一种伦理缺失状态,只有重塑战争伦理才能规制国家网络攻击,也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溯源困境。要抛弃“武力至上”的现实主义伦理观念,在网络空间中树立正义战争观。通过宣告原则主动标识国家网络行为,要遵循恰当性原则接受正义性审视。要遵循网络平等均衡原则促进构建和平正义的国际环境。     

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伦理的当代建构——基于人之生存境遇的视角

当今社会,生态伦理的重构遇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强劲对抗,厘清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伦理的关系成为生态伦理重构的关键。生成、发展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工业文明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哲学上力倡＂人为自然立法＂,在伦理学上则是对于＂自然＂的＂伦理剥夺＂,背离了生态伦理之＂和谐性＂本性,导致生态伦理的解体。随着诉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基于＂生态存在论＂的生态伦理应运而生。在人之存在境遇视角下,当今中国生态伦理的重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可能出路规制着其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路向。     

论人工智能企业的伦理责任

任何企业都应该以实现经济目标和承担伦理责任相统一为追求,人工智能企业也不例外。人工智能企业需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中承担好自身的伦理责任,但人工智能企业在承担伦理责任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矛盾困境,如生产环节面临可靠性困境和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发展困境,分配环节面临分配不公困境,交换环节面临信息不对称困境及消费环节的消费主义困境,需要积极地进行伦理治理以促进人工智能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最终推动人工智能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提出人工智能企业承担伦理责任的路径：坚持人文价值、坚守契约精神和弘扬社会美德。     

社会工作团体的整合功能——论NGO介入公共危机管理的价值和途径

NGO作为社会力量的典型代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地位、功能和内部管理机制等问题已经逐步进入理论研究视野。笔者认为,考虑到多数中国NGO浓厚的官方、半官方色彩和国外NGO的西方背景,在中国本土要建立起政府与NGO之间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可以考虑以社会工作团体为扭结来整合NGO资源。社会工作团体介入公共危机管理可以有效地促成NGO间社会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的整合,并推进实现政府与NGO之间合作互动的制度化、规范化。     

NGO社会责任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NGO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嵌入制度和社会环境的话题.讨论NGO的社会责任需要区分互益组织和公益组织,互益组织的责任首先是服务会员,公益组织实现组织章程所设定的目标就履行了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NGO社会责任的讨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使NGO规范发展.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宽松和历史资源的匮乏,中国NGO承担社会责任的状况并不乐观.NGO承担社会责任的前提是实现制度创新,维护公民结社自由,并加强对NGO的监管.     

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政府信用建设的伦理路径探析

诚信、公正和责任是政府信用的伦理要素,关涉着政府信用的高低。而目前我国政府在制度、组织和行政人方面存在的某些失范现象,却损害了诚信、公正和责任的政府形象,使政府信用陷入伦理困境。社会转型是这种困境出现的根本原因,而制度的合理性、组织的公共性不足以及行政人的道德异化则是导致这种困境的具体原因。对此,从制度伦理、组织伦理和行政人道德三个维度可以实现对政府信用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伦理建构。     

社会工作团体的整合功能——论NGO介入公共危机管理的价值和途径

NGO作为社会力量的典型代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地位、功能和内部管理机制等问题已经逐步进入理论研究视野。笔者认为,考虑到多数中国NGO浓厚的官方、半官方色彩和国外NGO的西方背景,在中国本土要建立起政府与NGO之间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可以考虑以社会工作团体为扭结来整合NGO资源。社会工作团体介入公共危机管理可以有效地促成NGO间社会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的整合,并推进实现政府与NGO之间合作互动的制度化、规范化。     

社会工作介入儿童虐待问题时遇到的困境分析

近年来,"儿童虐待"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公众广泛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也是社会工作亟需介入的重要方面。本文主要从文化、法律和伦理三个方面,探讨和分析社会工作介入"儿童虐待"问题时遇到的文化困境、法律困境和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面临"儿童虐待"问题时要担当起服务的提供者、受虐儿童的支持者、制度的倡导者以及法律和政策的影响人的多重角色,为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服务。     

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困境与风险:基于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职业伦理困境和风险产生于社会工作实践当中.然而,关于我国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研究却多以伦理理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以哲学思辨为方法,缺乏实践案例与实证分析;与伦理困境相伴而生的职业风险也基本上被学界所忽略.因此,本研究采用多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透过“案主一社工一机构一职业”的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讨论我国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与职业风险.研究发现,以深圳、广州社工为代表的中国内地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困境,例如案主自决还是限制、隐私保密还是公开、专业服务中的私人关系等问题,多由社会工作者缺乏实践经验、专业伦理规范的模糊与缺失、案主在伦理中的主体性被忽略,以及社会工作者对伦理原则的认知误区等因素所导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又进一步产生出职业风险,如身心安全、行业处罚、被起诉等.社会工作者可以采用避免单独上门服务、规范服务流程、熟识相关法律政策、向资深从业者学习等策略去防范职业风险.另外行业协会与政府也需要借鉴欧美、港台先进经验,结合本土文化传统,搭建本土的伦理体系,并推动社会工作实践的法制化.     

公益孵化器助力“公益创业”

公立和民办社工机构的培育与发展,是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当下,用"踟躇前行"形容内地社工机构的发展也算妥切,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政府和社会对社工机构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扶持。社工机构要克服创建期的资金、人才、场地匮乏的困境,循着制度化的轨迹步入规范、成熟,需政府部门、NGO、社会大众形成的合力,亦即政府提供的资金扶持、项目购买等制度配套,NGO的管理理念创新、相互协同,社会舆论的认同与信任等。下面刊载的几篇文章就给予我们更多这方面的思考。     

当前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三个看点：公益孵化器助力“公益创业”

公立和民办社工机构的培育与发展，是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当下，用“踟躇前行”形容内地社工机构的发展也算妥切，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政府和社会对社工机构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扶持。社工机构要克服创建期的资金、人才、场地匮乏的困境，循着制度化的轨迹步入规范、成熟。需政府部门、NGO、社会大众形成的合力，亦即政府提供的资金扶持、项目购买等制度配套，NGO的管理理念创新、相互协同。社会舆论的认同与信任等。下面刊载的几篇文章就给予我们更多这方面的思考。     

构建良好网络伦理环境的途径

网络为人们快速交流提供了方便,使人们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极大地扩张了人们的交往领域,给人类带来许多方便。但是,网络的许多不良现象也严重污染网络环境,造成了网络科技发展的伦理困境。为了突破网络技术发展的伦理困境,构建良好的网络伦理环境,应该确定网络伦理规范,实现伦理原则指导下的网络技术突破,利用网络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构建有序、守法、崇德的人类第二生存空间,完善网络法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