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诤友”唐伯元

唐伯元是明代潮州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反对王阳明的“心学”之说,倾向于荀子的性恶论。本文以文献资料中有关他的哲学观点与治政为学观点的言论材料为据,力图阐述其“心”在善“性”与恶“身”之间的哲学思想和“君子正己以先人.亲贤而容众”的政治思想,以及南北互补的诗歌观、道德观。     

明代潮州儒学概说

明代是潮州儒学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潮州交替兴落。本文重点分析潮州学人上承朱子之学，又受陈白沙学的沾溉，最后接受阳明学说，形成潮州三门学派的过程。对薛侃、林大钦、唐伯元诸人学说，予以扼要介绍。指出明代潮州儒学注重学术实用性，内容上以《礼》学为核心，有明显伦理学倾向的特点。     

唐伯元与东林诸子交游考略

唐伯元一生相善于东林诸子,与岭南学人的学术交游反而不多。他选择在心学与实学之间自处。稽考唐伯元的交游个案,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唐伯元的人生历程以及深化对晚明社会的思想认识与文学研究。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荀子性恶论及其价值合理性

先秦思想家集大成者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建立了以礼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他以“人性恶”的前提预设说明了礼产生的必要性。荀子的“性恶论”思想是基于对春秋战国时期尖锐社会矛盾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现实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价值合理性：首先,揭示了战国时期的社会矛盾;其次,说明了改造人性的长期性;再次,设定了礼学思想的逻辑前提。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论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功利主义内涵

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康国济民”的功利主义和拯救时弊的改革精神。他发挥孔子思想中的功利因素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思想,托先王“黜陟幽明”之古制论证其“事功理论”的现实意义。他的礼学思想表达了锐意改革的现实主义诉求,充分体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但是,李觏的礼本论思想过于执着于礼的“止”“节”等维度,对礼之“仁”“通”的论述不甚充分,同时在学理上混淆了道与礼、礼与仁、礼与义等范畴,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别。     

论张载的礼学思想及其实践

唐末五代社会秩序的破坏,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因子以及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以礼的价值标准重建宋代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思想共同铸就了张载关学的礼学特色。而张载的礼学不同于先秦秦汉的礼学,他把“礼”由形而下之器,发展为形而上之道,以此作为宋代社会与国家秩序重构的哲学依据。张载不仅对礼进行了形上的研究,而且受到其经世思想的影响,曾尝试在民间推行礼制,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民风民俗。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对南宋理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发起、主持了“鹅湖之会”,让朱、陆双方展开讨论,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创举。吕祖谦以“理”或“天理”为世界之本原,他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观点,与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和“太极”说相通。他又以“理”或“天理”为封建的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他所谓“礼者理也”和“礼无时而不足”的说法,正是“事事物物皆有太极”的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贯彻和体现从天理论出发,他主张“安分而循理”的天命论,要求人们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吕祖谦又强调“心”的主宰作用,他提出的“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的命题,与陆九渊所谓“道,未有外乎其心者”的观点相近。他利用古代天人无间的观点将心与天、与神、与理沟通起来,他企图通过这种沟通,调和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的矛盾。在认识论和修养论上,吕祖谦兼取朱、陆之长,既承认“明本心”为首要之任务,又强调“明心”要有个“集义工夫”,他主张“存养”与“体察”相结合。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充满调和折衷的特色,也反映了他善于兼采众长的学术风格。     

试论金长生礼学思想的特点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重建社会伦理纲常,金长生毕生致力于礼的完善。金长生的礼学以人性论为依据,重视人自身的修养;其礼学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尤其重视丧礼和祭礼;他认为礼的功能就是维护正统秩序。     

礼之于性——以《荀子礼学研究》立论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荀学的核心,而荀子的礼学体系则是在礼性关系的基石上构架起来的。从“礼性之关系”、“礼性相分对立之根源”和“礼用之于性”三方面,探究了礼性关系。在荀子那里,礼性关系之所以呈现这种状貌,从思想根源上考究,无疑与荀子主张性恶论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以礼学为核心的荀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本身不存在自相矛盾问题。     

王闿运“礼学经世”思想析略

王闿运是近代湖湘礼学大师。他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抱持“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力主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拨乱致治之道,提出“礼治”本于“自治”的礼学经世论,并以“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措施,将其治经理念落到实处。     

美学视域下的凌廷堪礼学思想探微

有清一代,礼学和礼教备受重视,几可比拟西周。清中叶徽儒凌廷堪有丰富的礼学思想,其礼学思想具有鲜明的美学特质和丰富的美学意蕴,可从三个方面呈现这一点：第一,凌廷堪礼学思想的核心是“以礼代理”,这是明末清初以来的“礼教主义”思潮的延续,礼教主义注重道德教化的感知性、情感性、切身性,强调礼教的象征性,这可从宏观上呈现凌廷堪礼学思想的美学特质;第二,立足于礼的感性呈现、礼的情性基础、礼的象征意义、礼的教化(美育)目标这几个基点,从美学方法论层面,重新结构其礼学命题,进而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呈现其礼学思想的美学意蕴;第三,通过与同时代的“宋学派”的代表人物方东树的礼学思想进行对比,进一步彰显其礼教思想中注重美学的奠基性的特质。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论老子贵身治天下的思想通于礼的治国论

老子本是礼学专家，其人其学与礼学不无关系，在讨论老子政治思想时，不能忽视这个实实在在的文化背景事实。老子贵身论与礼教孝道中的重身思想积淀有相同之处；老子“以正治国”、推身及政思想与礼学治国以礼的人治内涵实有汇通之处。老子政治纲领体系以祭祀为支点，这是三代礼制传统的意识形态反映，与各路礼家都以祭祀为治天下的意识形态论完全一致。     

“道由中出”与“通经践礼”--论吕大临的道学实践宗旨

作为张载与二程的门人,吕大临的思想既显示出道学理论指向的共性,也有独具一格的个性。由解释《中庸》而得出的“中者道之所由出”,集中地反映了吕大临以工夫贯通本体的理论特点,而“通经践礼”则既表现了他通过义理重释和社会教化以复兴儒学的努力,也呈现出将经学和礼学融入身心修养之“为己之学”的道学实践特点。     

清儒孔广林礼学思想探论——以《孔丛伯说经五稿》为中心的考察

孔广林是乾嘉时期圣裔经学家的代表,他继承了孔氏家族“经传诗礼”的家学传统,以研究《周礼》《仪礼》见长,所著《孔丛伯说经五稿》,在校勘三礼的过程中渐次成书,收礼学专著五种,于经文训诂之中颇见新义。受乾嘉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孔广林研礼以郑玄为宗,并运用以经解经等方法,诠释《周礼》《仪礼》,力图还原经礼之本义;又以通俗文学承载礼学精神,通过传奇、曲剧等形式将礼学价值引向社会,以达到以礼为教的淑世目的。     

论李觏对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李觏以政治理性为基础,整合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礼本论”,建构了别具一格的礼学体系,实现了对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乃至传统礼学的继承与超越。一方面,李觏因循荀子的理路,从人性论角度探讨“礼”的起源,继承了修齐治平和礼主法辅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李觏折中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更倾向于韩愈的性三品论,在圣人制礼、礼法等级、使用肉刑等方面对荀子礼学思想做出调整。